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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看見大廈起火，第一件事當然是滅火，不會站在火場外研究：「這座大廈為甚麼會失火？建築設計有沒有問題？城市規劃是不是出了毛病？」急症室醫生面對奄奄一息的病人，第一責任是把病人的生命救回來，而不是一邊搶救，一邊研究病人為甚麼會有這種生活習慣。老師發現校園欺凌，也必須立即制止欺凌行為，不可能等到完成家庭背景、人格發展、親子關係等長篇研究後，才去保護眼前受傷的學生。 所以，「治標」本身並不是錯。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把治標當成治本。退燒了，不代表疾病痊癒；孩子不再打架，不代表他已經懂得尊重別人；網上的問題影片刪除了，不代表問題已經消失；一宗社會事件平息了，也不代表造成事件的制度漏洞已經修補。一起屍體發現案，不代表澳門自殺問題不存在。 治標，是危機處理；治本，卻是追問危機為甚麼會出現。這兩者不是敵人，而是先後次序不同。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太講求「即時見效」，於是政府喜歡出台措施，機構喜歡推出計劃，學校喜歡舉辦活動，社會喜歡成立小組。政府很快告訴市民：「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做了很多事情，是否就等於解決了問題？ 成立工作組之後，要往治本全力推進 最近澳門成立「跨部門身心健康工作組」，由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社會工作局、文化局、體育局及藥物監督管理局等部門共同參與，目的是整合資源、改善求助、評估及轉介機制。工作組自2026年7月試運行以來，已接收超過600宗個案，並推出24小時「身心健康求助熱線」及「心晴外展隊」等服務。政府亦計劃在2027年第二季啟用身心健康服務站。 無疑，對一個正在痛苦中的人來說，一條有人接聽的熱線、一支可以走入社區的外展隊、一個能夠迅速轉介的服務網絡，都非常重要。一個人已經站在懸崖邊，我們首先當然要把他拉回來。可是，把人拉回來以後呢？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走到了懸崖邊？是家庭壓力？學業競爭？工作文化？孤獨？網絡世界？婚姻問題？人口老化？青年缺乏歸屬感？還是我們的城市生活方式，本身已經令很多人長期處於精神耗損之中？ 如果我們每次都只是「有人跳樓，就加強危機介入；有人抑鬱，就增加輔導服務；有人求助，就增加轉介渠道」，最後整個社會便可能變成一台巨大的「危機處理機器」。 熱線一條一條增加，工作組一個一個成立。可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因由沒有改變？這才是治本真正困難又必須根本解決的。政府公布的方向其實已經提出「關口前移、資源下沉、觀念轉變」。這三句話值得肯定，但真正困難的是最後一句，觀念究竟要轉變甚麼？如果我們仍然把心理健康主要理解為「出了問題便找心理醫生、社工或輔導員」，那只是把醫療及輔導服務做得更完整，並沒有真正觸及人的生活環境。真正的治本是文化與制度的改變，我們究竟建立了一個怎樣的社會，才會讓這麼多人感到孤單、焦慮、無助和失去希望？ 治標容易，治本難；但我們偏偏最愛談治本 奇怪的是，無論政府也好，大學也好，甚至社團也好，最常掛在嘴邊的就是「治本」。政府施政出了問題，就成立多一個部門；教育出了問題，就動輒說要徹底教育改革；青少年出了問題，要從根本改善家庭教育；老人孤獨，就祭出建立社區支援；生育率低，就說要大派福利貼津刺激生育意願等等。 近十年來，台灣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出現顯著攀升，從2015年的每十萬人5.9人增至約11.9人，翻倍成長，但同時教育部與衛福部投入的心理健康資源與輔導人力也創下新高。目前，任何一個學生只要提出有情緒困難，就會馬上獲得三次免費情緒諮商，之後，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可以獲得更多服務。但是，現實是有高達45%自殺死亡學生在生前未曾進入任何校內外輔導體系，揭示了現行輔導機制存在嚴重的「盲點與漏接」。 為甚麼受助者明明接受了服務，問題仍然重複？為甚麼制度明明存在，受害者仍然得不到真正的保護？而最令人不舒服的一個問題是，原來，僵化及官僚本位已讓部門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治本之所以難，正因為它有時不是要求別人改，而是要求掌權者、管理者、專業人士，甚至整個制度改變。治標也許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效，治本必然是細水長流，成果不彰。 最難治的不是個案，而是權力文化 耶穌會李驊神父多年以來，不斷努力從事天主教會的兒少保護工作，反思教會過去處理兒少侵害事件時，過度留在教會內部處理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他指出，過去教會沒有充分聆聽受害者，又可能受到加害者蒙蔽，以致處理失當；今天則更強調兒少侵害涉及刑法，必須配合政府當局處理，並推動零容忍、神職培育、身體界線及健康牧靈界線等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李驊神父親臨澳門，在「捍衛弱小的理論與實務」課程中，進一步從心理、倫理、牧靈及權力關係等角度談兒少保護。有關報道尤其指出一個值得所有教會人士深思的問題，教會不能以「調職」或「私下悔改」掩蓋問題，更不能把所謂寬恕變成受害者的負擔；真正的慈悲，必須以受害者為中心，進行制度性的預防。 這裡，其實正好說明了「治標」與「治本」的分別。一名涉嫌性侵孩子的神職人員被調職，可能是治標；要求他悔改，可能是治標；提醒其他神職人員提高警覺，可能也是治標。但如果權力結構沒有改變，如果受害者仍然不敢說話，如果管理層仍然首先考慮「教會的名聲」，而不是「受害者的傷害」，那麼我們只是處理了一個人，卻沒有處理產生問題的制度。 更值得反思的是所謂「司鐸主義」及父權式權力文化。當一個制度太相信「我們的人」，就容易出了問題，第一反應不是「受害者發生了甚麼」，而是「我們的弟兄怎麼辦？」這種文化一旦形成，權力便會保護權力。主教可能首先考慮神職人員的前途，管理層可能首先考慮機構聲譽，團體可能首先考慮「不要醜事外傳」，最後真正需要被保護的受害者，反而被放到了最後。這就不是一宗個案的問題，這是制度的問題。 保護弱勢，最重要的不是我們有多愛弱勢，而是我們願不願意下決心根除「司鐸主義」及父權式權力文化，值得所有教會、學校、院舍、社福機構，乃至政府部門反覆思考。 真正的「以人為本」，不是一句口號 真正的以人為本，是當制度利益與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究竟選擇誰？當學校聲譽與受欺凌學生的安全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教會形象與受害者的真相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行政效率與一個弱勢者的特殊需要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大家一直都是這樣做」與受害者真正需要發生衝突時，我們敢不敢改？這才是「以人為本」最真實的考驗。所以，治本往往意味著破除舊制度。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當舊制度已經不能保護人，甚至開始傷害人時，就必須有勇氣承認：「這套方法不行。」這需要權力者有放下權力的勇氣，也需要管理者容許別人說真話，更需要一個制度容許受害者被聽見。 我們常常以為「維持制度」就是穩定。其實，一個不能保護人的制度，即使維持一百年，也不值得留戀。跨部門身心健康工作組值得做，但更重要的是為甚麼令部分人走到精神健康危機的邊緣？兒少保護工作值得做，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度究竟是否真正站在受害者一邊？社會政策值得推出，但更重要的是問：政策最後服務的是行政方便、機構利益，還是真正的人？這才是「以人為本」的真正意思。 「聚沙」與「集腋」必需有長遠願景、計劃及有序執行，才能「成塔」與「成裘」。同樣，一大堆東拼西湊的治標舉措，何來可以得出治本的目標。岑特首上任以來，打破過往各司局之間的「部門壁壘」，成立了跨範疇領導及工作小組的部門協調機制，藉此常態化推進重點政務，但更重要的是全力推進施政的治本之道，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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