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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誕生的前後逸事 要介紹一九六０年前香港文壇影壇，金庸是繞不過去的。要說清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頭十年，同步邁向第一個武俠文壇與香港影壇高潮的詳細經過，起碼要連載一個月。所以為免離題太遠只抽出重點，略為簡介當時文壇與影壇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文壇與影壇又各自處於同樣互助成長的良性競爭複雜局面，由金庸說起最好。 據查良鏞憶述加上筆者總結概括幾句，當年他純粹因為在《新晚報》暫代梁羽生之位，無心插柳創作武俠小說，本身並無意入行。不料竟歪打正著，先在文壇播下種子，然後在文壇和影壇各自成長為參天大樹，實在是意外收獲，由此相輔相成為香港帶來雙豐收的第一個武俠盛世。 後人談金庸不是由武俠小說開始便是由《明報》開始，其實由他南下首份工作，在港協辦港版《大公報》後，一直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期間由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以林歡為筆名，兼職為左派背景長城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填詞、合作導演和影評人。其編寫劇本的《絕代佳人》，曾被中國文化部評為優秀電影。 創辦港版《大公報》後，金庸受港澳工委派往創辦另一份很快成名的報章，就是存在了幾十年的《新晚報》。該報角色定位仿如九十年代創立的鳳凰衛視，以軟性、娛樂為花絮包裝新聞。實際上是從屬於《大公報》的子報刊，是戰爭催生的副產物。最大目的是在港英地盤便於宣傳朝鮮戰場消息，由於可帶回內地，報上一些特批比官方媒體口徑寬鬆的戰地新聞，便成為獨家消息受追捧。若以報章論報章的話，則與今天的《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相當。 一九五二年金庸參與協辦《新晚報》，又忙於長城公司電影工作，本來已不輕鬆。一九五五年初該報廣受歡迎的陳文統（筆名梁羽生）武俠小說專欄暫停，引起讀者抗議。為維護報社聲譽，總編輯羅孚鼓其如簧之舌遊說金庸頂上，遂產生二月八日面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金庸」遂誕生。 不過由於換了作者讀者一時未習慣，最初《書劍》反響比較慢熱，大概個多月後讀者習慣了新敘事方式後開始爆紅，熱度還很快蔓延至星馬，這也是後來南洋資本的光藝影片公司，很快主動參與協助改編金庸作品電影的原委。《書劍》之後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則既不是在《大公報》，也不是在《新晚報》上刊登，是翌年又一左派新報章，以經濟商業內容為主的《香港商報》副刊上首發。從中亦反映出，五十年代香港報業盛世的吉光片羽。 在一九五九年創立《明報》之前兩年，是金庸來香港後首次較大的生涯轉變。其背景事關那沉重的一九五七，之前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批判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股第一次蘇東波在東歐各蘇聯傀儡國引起強烈反響，隨之刮起一陣政經改革的春風。而匈牙利的動作最快反應也最大，蘇共只許周官放火兩度出兵鎮壓。事件傳到中國也引起兩極分化，中共當時在國內外問題跟蘇共逐漸不咬弦，但此事毛澤東一錘定音支持蘇共。為怕這股改革風潮波及中國，毛藉此「引蛇出洞」掀起反右運動。 匈牙利事件及反右餘波也波及香港左派陣營，恰在同年金庸在有意無意之間正式離開《大公報》。之前協助創辦《新晚報》屬於借調，而《新晚報》、《香港商報》等，以現今的說法，其實都屬於《大公報》系統，或稱為《大公報》系集團。金庸之前就在這個圈子內走來走去，幫助這個、協助那個。這種借調／外借風氣，在當時知識份子人力資源不足的港澳左派兄弟單位中十分盛行。家父就是同期從香港被借調到澳門支援兄弟單位創建，自此落地生根。 金庸人雖離開作為總舵的《大公報》，但沒有脫離分舵的圈子，繼續給總編輯羅孚面子，撰寫另一力作《雪山飛狐》刊登於《新晚報》上。不過直至翌年空前成功的《射鵬英雄傳》面世之前，並未有電影公司打他的作品主意。 《明報》是如何誕生的 金庸離開了《大公報》，但旋即跳槽到另一長期合作的兄弟單位長城電影公司，正式職務是編劇，兼職為《新晚報》繼續撰寫武俠小說專欄。《雪山飛狐》和《射鵰英雄傳》，就是先後誕生於他任編劇的期間，而真正令他在坊間大紅大紫的，無疑就是後者。不少讀者是看了《射鵰》之後，才重新追看捧讀他的三部前作。 一九五七年金庸加盟同為左派陣營，且為左翼影業旗手的長城電影公司，最初跟在九年前派駐《大公報》一樣備受賞識，甚至更加如魚得水，因為當時他已經和幾年前初到香港時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不論在流行文壇和高雅藝術造詣方面皆是響當當的領軍人物，名氣從港澳北上廣東也傳至北京，南下傳至星馬，風頭一時無兩。 長城公司的確很厚待金庸並委之以重任，總經理袁仰安還把每一期的旗下官方刊物《長城畫報》，專門發表金庸撰寫很受歡迎的獨家影評，當然首要任務是賣花讚花香。毫不誇張地說，他已成為當時香港極少數蜚聲中外，且是左派陣營首席影評專家，影評與小說互相輝映雙得益彰。 然而政治風暴的來臨大出所有人意料，隨著反右鋒芒南下也衝擊到香港左派機構。金庸的西方色彩影評自然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草，很快便在內部受到批判排斥不久便失勢。他察覺到時不與我遂萌生退意早覓後路，隨著一九五八年《射雕英雄傳》大獲成功且坊間盜版猖獗，他知道是時候創辦屬於自己的媒體了。翌年先註冊野馬出版社，原本用於出版正牌金庸武俠小說，後發覺出版報紙能更賺錢，野馬便成為初期《明報》的武俠小說版。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明報》誕生於尖沙嘴，那時候只是一份金庸武俠小說為主的娛樂小報，連社評也不是每天都有。查良鏞眼中的參考對象，是當時已是香港一流大報的《成報》。能否改動一字以收吸引之效，編輯潘粵生提議用明辨是非的明字被接納。 查中國報業歷史，由民國時期的一九二二年到建國後的一九六０年，由北平到開平《明報》共出現四次。而在香港則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最持久的一次，在一九六二年之前，該報雖標榜中立但一直與左派陣營維持著很好的合作關係，曾被視為其中一員。 報業風骨的《明報》社評 《明報》的聲譽固然離不開初創時的金庸武俠小說，但令其提升品位層次地位至今不搖，一是同樣由金庸執筆的社評，二是準確性經得起事實考驗的中國獨家內幕消息。而作為一執靈魂的社評，《明報》一直守住了底線，在歷次風波中沒有出賣靈魂，成為業界翹楚和標桿傳頌至今。 該報發刊詞的立場是「公正、善良、美麗、活潑」，筆者研判以金庸對中共熟悉，似應來自一九三七年，毛澤東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親自題詞的校訓：「團結、認真（原為緊張）、嚴肅、活潑」，可見金庸內心受左派思潮的潛移默化影響。近年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強調嚴肅活潑的政治氣氛，其源頭也是來自當年毛澤東的題詞。筆者在研究時馬上有此聯想，離不開兒時根深蒂固的紅色教育。 對「公正與善良」的闡述，該報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社評有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我們辦這張報紙的目的，是要為上述這些目標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如果我們報道戰爭與混亂、報道兇殺與自殺，我們是很遺憾的，如果我們報道和平與安全、報道喜慶與繁榮，我們是十分高興的。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那就是我們的立場。」僅以本文紀念金庸逝世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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