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意大利人的中國關鍵詞
老安和他的四十年
八月中的廣州，濕熱蒸騰。人氣暢旺的天河體育東路上，1200
Bookshop書店的二樓活動室“鹹魚頁校”裏燈光昏暗，幾十張椅子擠得滿滿當當。一眼望去：讀者群老中青三代分布均勻，中間還坐著幾位外國友人。七點剛過，一個身材高大、穿著灰藍色短袖襯衣的“憨豆先生”就走了進來。一開口，他的聲音立刻打破了空氣的粘滯——流利的中文裏混雜著濃重的京腔與意大利口音，既親切又滑稽。
這是安德烈·卡瓦祖緹 （Andrea Cavazzuti）——
現在人稱“老安”的新書分享會。老安的新作《氣呼呼的小詞典》薄薄一冊，收錄了短短九十六個詞條，幾乎濃縮了他在中國四十年的經典故事和各種“嘮嘈”。有人戲稱它是一本隨身攜帶的“老外牢騷文學”；有人則覺得它更像一面鏡子，映出我們自己熟視無睹而又天翻地覆的日常。
老安今年六十六歲，1981年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四十幾年。對北京的藝術圈來說，他也許是個熟悉的身影；但在更大的內地文化視野裏，他始終若隱若現，只給熱心的文藝青年們留下些少的蛛絲馬跡：作家王小波唯一一段流傳至今的影像是年輕的老安拍的；在王小波的散文裏，他就是那個抱怨山海關的灰磚城樓醜陋的“意大利朋友”；在導演寧瀛2002年的小眾電影《無窮動》中，攝影師就是老安。此後，他為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電視臺拍過不少片，也和國內的導演、音樂製作人合作做紀錄片，但一般觀眾誰又會留心紀錄片的攝影師姓甚名誰呢？
可見老安是個極有耐心的人。又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忙了一輩子，也沒獲得什麽名利，更沒獲得什麽獎，在別人眼裏我簡直是瞎忙”（見詞條【屌絲】）。確實，自1981年到中國，老安就到處奔波，不停地搞攝影。四十幾年間，他拍下了幾萬張照片，默默存放在底片、紙盒與硬盤裏。直到2020年疫情來臨，他才真正開始整理這些舊底片。到目前為止，他只理出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片段，在2021年出版了第一本攝影作品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開始走進大眾讀者的視野。
異類的選擇
《氣呼呼的小詞典》裏藏著老安人生的幾次關鍵轉折，聯系起來頗令人感慨。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他選擇在威尼斯大學學習中文。漢字的龐大與神秘令他著迷，讓他覺得“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用圖像來表達意思的文字系統”。於是，他放棄了高中時的計算機愛好，也無視周圍人的警告——“中文是學不會的！”、“中國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邪道，早晚要完蛋，何必學中文？”。
第二次是在1999年。那時的老安已是一家意大利鋼鐵公司的駐京代表，辦公室在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裏面，事業光明，待遇優厚。公司甚至提出將他的薪水翻倍，他卻決意要辭職，全身心投入光影世界。
在【好奇心】詞條中，老安得意地寫道：“普通人往往缺乏勇氣，或者說社會上看不起勇敢的另類，成家生子、養家糊口是第一位的，其他方面的追求很難得到家庭和社會的支持。所以我想再次感謝我的窮媽媽，滿腦子都是原則，不關心世俗，不關心成功，只要求我嚴謹地做事、認真地做人，然後就可以隨便聽從我的好奇心”。
老安在意大利家鄉小城卡皮（Carpi）是另類，來了中國更是個少數派。中國有一種老外叫做“中國通”，人數極少。老安說，中國通又再細分三種：猴子、狐貍和狗狗。猴子老外為了被接受而拼命努力趨同，學習成語，模仿中國人——以加拿大籍的相聲演員“大山”（Mark
Rowswell）為代表；第二種狐貍“會討好中國人，但心裏看不上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最終目的就是為自己謀利。用北京話來說就是油條”。老安自認是第三種動物：狗狗——“精通中國文化習俗，但保留一些自己的特色。用北京話來說就是哥們兒、姐們兒。”
從老安在中國的經歷來看，他的選擇雖然沒有帶來“潑天富貴”，卻讓他過上了令無數文藝青年艷羨的自由人生：
“我從來沒找過工作，我只是隨心所欲、努力做我喜歡做的事情，不拒絕任何命運帶給我的機會。”（【工作】）
“我屬於那種吃飽了撐了沒事找事的群體，其中會有探險家、藝術家、科學家、傳教士和逃犯。”（【移民】）
“我已經差不多成了個無國籍、無信仰、無習慣的快樂物種。”（【維持】）
非常老外
正所謂“旁觀者清”。四十年來，老安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行使著這種外來者的特權。他的攝影冷靜、克制，保持著一個安全距離，但寫作中的他卻到處都是意見，跟一個牢騷滿腹的文青差不多。例如他抱怨內地城市建設千篇一律，全國到處都一樣；又抱怨商場和電梯裏無處不在的克萊德曼鋼琴曲和Kenny
G的薩克斯風音樂“低俗垃圾”；抱怨市政部門用綠色燈泡照射草坪和花木，“立下了連著名英國草坪都無法達到的新標準”。他甚至還像個北京老頭一樣抱怨過外媒：“外媒來華採訪大多挺孫子，滿腦子成見，有眼無珠，跟他解釋半天也聽不進去。”
不過，老安的抱怨毫無本地人的玩世不恭。也許他始終記得，留下來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在書中寫道：“好在我找的是光和陰，所以在中國那些年能吃飽喝足。”
“我趕上了最好的時候。”在廣州的分享會上，老安說得既篤定又真誠。他說的當然不是賺錢。因此，他的“牢騷”文學又天然帶著知識分子裝不來的“地氣”：“城市與縣鎮的獨生子女大概是最孤獨的人群。”（【城鎮化】）；“一幫吃苦的人無法創造讓人享受生活的環境。”（【吃苦】）“中國沒有那麼多累贅，當代中國文化是最‘非物質’的，所以裝個小背包就可以搬家了。”（【習慣】）
自從1990年搬到北京居住，老安的朋友圈大多是“北漂”的藝術群體——畫家、電影人、音樂人，許多也被他編入了詞條。然而，老安雖然見證過大批藝術家的窘迫和騰達，自己卻在這場“社會主義現代化大片”中來去自由，從未被主角或者劇情走向所困。他可以把精神病院與藝術展放在一起比較，發現“受太多關注和無人關注的人有些相似”（【關注】）；他總結中國和意大利工程師操作機器的不同，是“仰視和俯視之別”(【機器】）；他批評教育的滯後：“2013年，我們已經生活在影像的世界裏，卻依舊接受以文字為主的教育。”（【元數據
】）
這樣的語氣讓他更加難以定義：有時，他像個徹底的圈內人；下一刻，他又讓你覺得他清醒過人，甚至還知道他這種人叫“中國人自己的外國人”——即係“非常老外”！
尾聲
活動結束時，廣州的夜色早已沉下來。書店樓下的涼茶鋪和旋轉小火鍋店燈火通明，人來人往。老安和當晚另外一個來自意大利的年輕作者亞歷（Alessandro
Ceschi）各據一角，坐在書店木椅上和讀者們簽書、聊天。老安說著北京話，不時回頭跟亞歷講飛快的意大利語。老安說，他看過很多中國小說家的書，但沒把自己看成是中文作家。我問他：那你受的影響主要從哪兒來呢？他想了想，說：“在意大利，對，還是少年時候。”
□ 圖文：陳雯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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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安的新書《氣呼呼的小辭典》今年4月出版。（本文作者拍攝） |
☆ 老安與年輕作者亞歷在書店門口合影留念。（主辦方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