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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澳門錄得了全世界排名最低的生育率：平均每名女性只生育0.58個孩子。幾乎要兩名澳門女性加起來，才“湊”得出一個嬰兒。這比眾所周知的世代更替水平2.1（平均每個婦女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基數穩定）低了超過70%。可以說，生育率已經不是“低迷”這麽簡單，而是陷入了一個前無古人的低谷。 不過，澳門並不是例外。2025年，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如今都已躋身全球生育率最低地區之列。令人不解的是，亞洲文化歷來重視家庭。子嗣後代不僅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社會秩序、乃至文明本身得以延續的基礎。在荷里活電影裏，“中國人”亦總被塑造成勤勞、重家庭、重傳統的形象。無論是《瘋狂亞洲富豪》、還是《媽的多重宇宙》，抑或迪士尼的《花木蘭》，亞洲人的人生目標似乎總繞不開家庭與子嗣。若說儒家文化真的家庭至上，那麽，一個尖銳的問題便浮現出來：東亞究竟發生了甚麽，導致這場對傳統和未來的“集體罷工”？ 斬斷的傳統 20世紀末以來，提及人口問題時往往指向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恐慌：人口會爆炸，世界將不堪重負。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關於“人口過剩”的焦慮幾乎主導了全球公共討論。從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發表的《人口爆炸》到《增長的極限》(1972)，人類被不斷警告：人口增長終將超出地球承載能力。1979
年，中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此後，控制人口變成一場深入日常生活的國家工程。避孕、節育、流產指標、基層幹部考核——所有這些，都被納入一套精密而嚴厲的人口治理體系。 然而短短幾十年後，中國擔心的已不再是“人太多”，而是“孩子太少”。曾經被視為負擔的人口，如今忽然又成了稀缺資源。2016年，中國內地全面放開二孩，地方政府發放生育補貼，媒體重新歌頌家庭價值。但許多年輕人對此反應冷淡。畢竟，真正改變的並不是宣傳口號，而是生活本身：房價高企、教育內卷、工作時間漫長，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之間依舊承擔著不成比例的壓力。 事實上，生育問題從來不只是一個“人口問題”。它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社會如何組織勞動、住房、婚姻與性別關系。對於中國大陸而言，1979年開始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造了整整兩代核心家庭。30年多年以來，強制墮胎是一項國家政策，在城市的單位系統與農村地區執行尤為嚴厲。儘管如此，仍然有人想盡辦法，為多要一個孩子付出了高昂代價：繳納巨額罰款、躲到偏遠親戚家待產，或者直接失去原單位的“鐵飯碗”。還有人憑借政府關系偽造證明，聲稱頭胎患有“殘疾”，從而獲得生育二胎的資格。我小時候住在樓上的一個同齡女孩便是如此；她爸媽申報的頭胎“殘疾”，其實只是近視。但兩年後她就多了一個妹妹。 在八十與九十年代，類似的故事俯拾皆是：即便生活條件遠比今天拮據，內地的“嬰兒潮”（即1950年後出生）一代人很少認同一胎政策。我媽媽是戰後嬰兒潮一代，有一兄一妹。她曾告訴我，在生下我之後，她做過兩次流產。之後幾年，她會不時夢見兩個小朋友向她要書包讀書，心中愧疚。但獨生子女政策正是在這種普遍的抗拒、怨言與衝突中推行了30年。在依賴體力勞動的農村地區雖然允許二胎，但“一胎上環，二胎結紮”的政策使得重男輕女的性別選擇極為普遍。總而然之，在政府宣傳之外，真正的民間共識是一個不夠，中國人想要更多孩子。 失落的十年 在孔子的時代，乃至整個帝制中國，子嗣不僅意味著香火延續，也意味著最基本的生計保障。對於官僚體制之外的大多數人而言，農業社會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安全網”——疾病、養老、失能，都只能依賴家族承擔。因此，儒家倫理中被不斷強調的“孝”，不僅包括祭祖，更包括奉養老人。 1949年建國之後，中國政府所推動的現代化使城市居民的住房、育兒與醫療——也就是“再生產成本”——曾一度由國家承擔。盡管工資微薄、消費品普遍稀缺，但像我父母這樣的城市職工在生育年齡階段享有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安全感：穩定工作、福利住房，以及相對閑適的生活節奏。或許正因如此，從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末計劃生育政策施行之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
3. 0以上——是的，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蕩時期依然如是。 回頭看，獨生子女政策在八十年代的登場，恰恰切斷了中國最後一個仍有可能維持較高生育率的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市場化改革席卷全國，大規模國企下崗潮洶湧而來。數以百萬計的嬰兒潮一代人到中年成了“下崗職工”。此時，中國總和生育率早已跌至 1.63。 換句話說，在中國大陸，獨生子女政策確實在八十年代把生育率壓低至 2.5左右；但真正讓它在九十年代跌破 2.0、並且再也無法逆轉的，並不是繼續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許多研究者因此將原因歸結為“再生產的私有化”：住房市場化、教育成本家庭化、醫療負擔個人化。這新來的“三座大山”，將曾經由國家承擔的養育成本重新壓回家庭肩上。 性別問題 但生育率的低迷並不僅僅是東亞的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世界各國生育率總體上就持續不斷地下滑。到 2023 年，除了非洲之外，全球所有大洲都已跌入“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區間。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全球總和生育率仍接近 5，而2024年已降至2.2。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擴張，讓個人競爭成為冷戰後的普遍意識形態，這也許確實拉低了全球生育率；但為何東亞會跌得最快、最深？ 單純的社會經濟視角說服力有限。畢竟，即使在貧困與戰爭中，生育率依然高於現時的東亞。2025 年 3 月，烏克蘭社會政策部第一副部長達里婭·馬爾恰克（Daria Marchak）宣布，自全面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創下歷史最低生育率0.9。然而東亞地區並无戰爭。而且，日本、香港、澳門、新加坡都擁有全民醫療體系與完善勞動法規。不少評論者把住房市場視作核心因素。但即便是在公共住房體系高度成熟、女性享有十六周全薪產假的新加坡，總和生育率也不過只有區區的0.96。 現在，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將眼光從單純的經濟政策轉為更加複雜的視角，認為東亞的生育危機，本質上反映的是一種結構性矛盾：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需要雙職工家庭，但社會制度卻依舊沿襲著傳統的性別分工。其中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證據是：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地方，往往恰恰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但男性家務參與度最低的地方。換句話說，東亞擁有現代化的勞動力市場，卻仍維持著前現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扶老携幼的勞動，即便有家人和保姆、外勞的支援，依然默認是女性的責任範圍。 因此，即便政府不斷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生孩子依然是一項令人望而卻步的工作；家務勞動、育兒責任以及照護老人的義務，最終仍主要壓在女性肩上。而這一切，還建立在她們競爭更為激烈的個人職業前景之上。如此看來，東亞女性的低生育意願，難道不是在一種內外交困局面之下的理性選擇嗎？ □ 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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