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表態漏洞百出
死不認錯令人反感

  
  前年十二月九日澳門行政會完成了討論《減免承批公司博彩毛收入撥款的施行細則》行政法規草案,該行政法規自去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當日行政會發言人、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在介紹該草案的新聞發佈會上透露:過去基於本澳過度依賴於本地及內地客的博彩毛收入,外國客少,外國客人所產生的博彩毛收入低;為此政府在新一輪賭牌競投時,透過各種方法及措施改善現狀,提升及拓展外國客源;日後外國客人所產生的博彩毛收入可減免百分之五的特別撥款,只收取百分之三十五的博彩稅,以鼓勵博企積極拓展外國客源。張永春當時還表示:承批公司沒有強制外國客一定要到專區博彩,只是博企所招來的外國客人,相信會設法吸引他們留在博彩專區娛樂,從而獲得撥款減免。而其他非外國客所產生的博彩毛收入,則維持百分之三十五的博彩稅,以及百分之五的特別撥款。

  筆者當時就在當月十六日的本欄目文章《政府自己不做嘢 把事想得太簡單》中指出:“特區政府對如何實施‘外國客人所產生的博彩毛收入可減免百分之五的特別撥款’,想法似乎過於簡單。進入賭場不同於進入澳門,境外客人進入澳門時須被查驗護照、通行證等個人身份證件,澳門警方可以明確知道該旅客是‘外國客’還是‘中國客’。但目前進入澳門賭場一般不需要查驗個人證件,如何來判定客人是‘外國客’還是‘中國客’?”“特區政府認為制定和實施了‘外國客人所產生的博彩毛收入可減免百分之五的特別撥款’之類的規定,就可以‘不做嘢,躺著收錢’,實在是‘Too naive,Too simple’的表現”。

  去年六月六日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在立法會回答有議員所提的關於各大博企開設的外國客博彩專區運作情況的口頭質詢時,表示“現時六家博彩承批公司於十二間娛樂場內為外國客源設立特定博彩區域,但六家博企未正式申請有關豁免特別撥款,故未有條件公佈”。李偉農當時還表示:當博企提出申請後,當局審批再核算,包括要證明是外國旅客進入娛樂場投注紀錄;有關款項是特區政府收入,必須謹慎,若無法證明是不會作出豁免;特區政府將持續鼓勵承批公司提供優質服務,增強行業國際競爭力,吸引多元且優質的旅客來澳博彩及消遣。

  筆者當時也在當月十六日的本欄目文章《博企未申請豁免有原因 政府不求實效只重表演》中指出:“按說特區政府在發現本澳新博彩法和《減免承批公司博彩毛收入撥款的施行細則》行政法規實施近半年但所有博企至今‘未正式申請有關豁免特別撥款’這種看似蹊蹺的現象後,就應該認真查找原因並採取相應對策,以達至‘鼓勵博企積極拓展外國客源’的目的。但現在李偉農只會空洞地表示‘特區政府將持續鼓勵承批公司提供優質的服務,增強行業國際競爭力,吸引多元且優質的旅客來澳博彩及消遣’。特區政府的這種表現,又一次印證了今年五月十二日的本欄目文章《只有形式不求實效 政府做嘢重在表演》”。

  去年十月一日在特區政府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四周年酒會上,李偉農在被記者問及此事時又表示:博企已設立海外賭客博彩專區,並會以電子賭枱及電子籌碼來識別外國客產生的賭收,現時博企正推動相關的工作,與時並進;博企每日都有提交相關博彩數據,政府接獲博企提交減免申請後,博監局會嚴格審計和核實有關數據再作決定,並按程序公佈。

  筆者當時又在當月六日的本欄目文章《胡言亂語搪塞媒體 司長蔑視民眾智商》中,對李偉農的這番言論進行了批駁。筆者認為“李偉農所說的‘博企已設立海外賭客博彩專區,並會以電子賭枱及電子籌碼來識別外國客產生的賭收’”,“完全迴避了‘如何識別賭客是外國客還是中國客’這一關鍵問題。而且李偉農的這句話似乎還有‘自相矛盾’之處,稍懂電子技術的人都知道,如果電子賭枱及電子籌碼真得能夠‘識別外國客產生的賭收’,那還需要‘設立海外賭客博彩專區’嗎?李偉農的這種‘冒充內行,實際外行’的回答,可能恰恰顯示目前的特區政府以及博企都依然無法解決‘如何識別賭客是外國客還是中國客’這一問題”。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在宣讀施政報告後的記者會上又被記者問及賭場吸引外國客人的問題。賀一誠當時表示“承批公司有向政府提交數據,但這些數據涉及商業行為,政府不會公佈”。賀一誠的這番表態,應該是說特區政府已經能夠掌握外國客人在澳博彩的相關數據。

  而日前有媒體報道稱有多位本澳博彩業界人士認為本澳賭場“設外國人博彩專區”這種做法是“失敗的”,“外國客博彩專區未能成功吸引到玩家關注”,“沒有賭客喜歡被人困在一個地方”,“現時外國賭客是存在的,但比中國賭客少。而走進外國專區的人更少”。如果本澳賭場“設外國人博彩專區”這種做法確實是“失敗的”,就顯示筆者對此的多次質疑和看法是有道理的。

  本月二十五日晚,立法會議員林宇滔又向李偉農問及“外國博彩客”的問題。李偉農對此的回應是:“政府正鼓勵承批公司設電子賭枱及電子籌碼。(承批公司)正陸續安裝有關設備,以方便計算外國博彩客的投注”,“政府會對此作出監管並審批有關系統”。

  比較李偉農和賀一誠關於“外國博彩客”問題的多次表態,可以看出前後和相互矛盾之處。李偉農在去年十月一日所說的“博企每日都有提交相關博彩數據”和賀一誠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所說的“承批公司有向政府提交數據”,顯示特區政府至少在去年低時就已經能夠掌握“外國博彩客”的相關數據;但本月十五日李偉農又說“政府正鼓勵承批公司設電子賭枱及電子籌碼。(承批公司)正陸續安裝有關設備,以方便計算外國博彩客的投注”,又顯示到目前博企尚不能準確“計算外國博彩客的投注”,那樣政府又如何能掌握“外國博彩客”的相關數據?而且去年十月一日李偉農所說的“博企每日都有提交相關博彩數據,政府接獲博企提交減免申請後,博監局會嚴格審計和核實有關數據再作決定,並按程序公佈”,與去年十一月十四日賀一誠所說的“承批公司有向政府提交數據,但這些數據涉及商業行為,政府不會公佈”,又似乎相互矛盾,政府究竟是“會公佈”還是“不會公佈”相關數據?

  特區政府制定的《減免承批公司博彩毛收入撥款的施行細則》,從去年元旦開始實施至今一年多沒有實際效果,顯示這一行政法規存在著錯誤或至少有疏漏之處。但賀一誠、李偉農既不願“認錯”,又“無法向社會交代”,就只好用“涉及商業行為”的藉口或“前後矛盾”、“相互矛盾”的“漏洞百出”的言語來進行搪塞。澳門高官們的這種“心裡清楚知道錯了”但“嘴上死不認錯”的表現,實在令人反感。


禇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