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可否陪我喝酒？
和

小明的認識很偶然，當時我正在加德滿都的泰米爾區瞎逛，完成每天讀完書後的步行鍛煉，順便看看有沒有值得做代購的東西，掙一些外快。下田野前，幫助我聯絡尼泊爾特裡布萬大學國際留學處的師姐曾經告訴我，她田野經費不足時也靠著做代購維持了一段生活。

　　走進一家賣藏飾品的店鋪，裡面主要是一些天珠、瑪瑙、綠松石。在這裡我認識了小明等人，先從談生意開始，接著就聊彼此的背景。既然都是藏人，就算是同胞了。通過代購身份認識參與者，也是在尼泊爾發展報導人的合理路徑，尤其是對我所研究的海外藏人群體而言。

　　店主是加德滿都長大的藏二代，小明和另一位矮小的哥們是來這裡看朋友，順便做交易的。小明手裡有一顆天珠，矮小哥們兒穿著黑色夾克、黑色皮褲和深褐色皮鞋，斜掛著黑色高仿LV商務包，滿身塵土，他也是來做天珠買賣。這家店就是他們天珠貿易的第三站，第一站是買家，他們是第二站轉手買家，然後到天珠商人是第三站，我當時介入了第三手天珠交易的現場。這三位都是海外藏人，國內出生而後到達南亞的新近藏人以及境外出生的藏人二代。

　　他們三人相互認識，我拍了一些店鋪商品的照片，按照中國買家在泰米爾做代購的慣例，老闆加我微信，接著其他二人也加我的微信。當然了，他們是我潛在的研究對象。加，必須加，按照代購的規矩，和店主加微信順理成章，但其他兩人主動加我，他們的心態我大概也能猜中，要麼為財、要麼為色。

　　三天後，我約了小明做訪談，因為他是西藏昌都附近紮亞地方的藏人，十一歲以後從國內走路出來，空間和文化背景上離我近一些。目前他在噶倫堡地區做邊境貿易，這是我之前並不瞭解的。其次，我對他的印象好一些，提著廣州製造LV包的矮小哥們加上我微信之後，就發來資訊，表示自己對我 “一見鍾情”，想要請我喝咖啡，建立一段浪漫關係，儘管我從外到內的無名指戒指，到嘴裡所說“自己已婚，先生是康區德格人”，但這位兄弟還是非常任性執著。

　　小明表現得彬彬有禮，話不多，有些正直的模樣。透過格爾茨1對眨眼的深描使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小明激動閃爍的眼神背後還有其他意義，但我暫還能與之斡旋，約小明做訪談或許能有所得。同時，我感覺到小明對我有好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相互利用，但是後續的訪談也進行得極為有限，原因就在於約見面前微信溝通時，他暗示我，晚飯之後是不是應該做點別的甚麼？問我是否喜歡去酒吧喝酒？

　　好了，這下子主動陷入一種圈套處境的人或許是我。隔著螢幕，我對小明失去了信任，但已經約了，咋說還是要請別人把飯吃了，簡單訪談也多少做一些。八點半，我們快吃完時，小明的朋友桑珠古榮來了，古榮本人手裡提了一雙新買的“踢不爛”，大背頭摸得蹭亮，眼睛很圓，鼻子略塌。他的母親是中國離散藏人，父親是木斯塘瑪朗（Manang）地方的商人。古榮是每一個古榮民族的人名字最後面的尾碼，一般通過名字就可以得知其古榮人的身份。古榮本人可以說尼泊爾語，藏語，蒙古語，英文，中文，印地語。印地語是不少尼泊爾人都掌握的語言，畢竟百分之九十的衛星頻道節目都來自印度。“我的母親每天會在家裡說藏文，所以我藏文也是從小就會。蒙古語是由於我曾在外蒙古生活過兩年，賣金剛菩提、天珠、瑪瑙等等。中文也是做生意慢慢學會的。”

　　古榮1993年出生，今年24歲。他來吃飯，不嫌棄我們剩下的，直接開始吃，點了一份番茄蛋湯。古榮身上散發出Dior “清新曠野香水“，左手戴著金剛菩提手串，右手一顆勞力士綠色水鬼手錶，很洋氣多金。古榮一邊吃飯，一邊往地上吐雞骨頭，看著滿堂紅川菜館白皙的地板，我好心放了兩張餐巾紙到他碗邊上，古榮沒能意會到，繼續往地上吐，我沒有忍住，對他說，大家一般吐到桌上的餐巾紙裡。

　　“在中國，中國人吃飯都這樣啊。” 這種回答令我想起了，去年在泰米爾一位賣羊毛圍巾的尼泊爾人對著我說中文，一句話夾雜了幾個粗俗的詞彙，我好心提醒他這樣的話很粗魯，他卻說，“你們中國人不都這樣嗎？”“Not everyone，Sir .”

　　飯畢，加德滿都時間八點半點了，我想趕緊回酒店，否則太晚了，沒辦法和家人視頻。感謝現代科技，幫助我安撫家人的擔憂，減少做田野的心理壓力。

　　古榮說要請我們去喝酒，他們二人爭著要結帳付飯錢，但我早就給老闆現金，請他劃賬了。我請別人做訪談，理應請別人吃飯的。古榮想要讓我們去酒吧，我拒絕了，說自己已經結婚了，結婚了的人要考慮先生的感受。我晃了晃無名指的戒指，也令他們有些信服。小明說，如果我不去，他本人也不去，接著古榮說如果我們兩人都不去的話，那他也不去。看來，桑珠這番打扮並非毫無緣由，他是有目的而來的。

　　我們下樓準備各回各家，小明住在尼泊爾藏人中心博達納斯的朋友家中，準備打車回去。古榮家就在泰米爾附近。

　　古榮說他送我回去，於是我們先送小明搭車，接著，我準備走路回酒店。但古榮走向一輛車，打開門，說上車，他送我回去。我有點驚訝，這位年輕的小夥子竟然有一輛白色現代，國內大概在十五、六萬左右，尼泊爾汽車收250%的關稅，因此古榮在尼泊爾買下這輛車至少需要50萬人民幣。我上了車，他開始放音樂，這種詭異尷尬的氣氛令我覺得很可笑，桑珠古榮的腦瓜子裡在打著別的算盤。到了我的酒店門口，我道完謝準備下去，他說先加個微信，我加了微信，古榮也是我可以觀察潛在人物。正準備下車，古榮突然又提了個想法，“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喝酒，就一個小時。”

　“哦，不可以，我要和我先生視頻聊天，他那邊北京時間已經很晚了。”

　“那你要聊多久？”

　“最少一個小時吧。”

　　我的心裡早就因小明說吃完飯後去喝酒的提議而對自我女性身份感到失落，桑珠的行為更加令我內心暴怒。好啊，原來我始終處於一種被算計著，被惦記著的位置。男女關係的結構，很令我絕望，更令我絕望的是，作為社交明星般的田野調查者，是我令自己陷入了這種尷尬的處境。

　“那我在這裡等你，行嗎？十點鐘你下樓來，我就在車裡等你，你陪我吧，我很慘，今晚一個人喝酒。”

　“那你等著吧。” 我十分後悔搭桑珠的車子，要是他在車上就對我採取行動，我如何應對？正是由於尼泊爾社會整體安全友好的氛圍導致我放鬆警惕，搭了桑珠的車。

　　我答應後，古榮才放開車把手，讓我下車。進了酒店，我透過窗簾看著這個糾纏者，果然一個小時候後，桑珠頻頻發來微信語音，我拒絕了他，併發微信說，不是所有女孩子都是會陪你喝酒的。當然，為了離開，我撒謊讓他等著也不太道義。桑珠似乎很生氣，“At least most of the Chinese girls give me their time .”

“Sorry, I AM NOT THE MOST ONES .”

　　樓下，汽車發動，桑珠離開。

　　我想這個原本可以作為報導人的桑珠，就這樣被我得罪 ，心裡有些自責，但是我必須為自己安全負責。

　　躺在床上，緊繃的神經得到放鬆。這些訪談者憑甚麼願意來見我做訪談，願意來吃這頓飯？或許背後除了好奇之外，還隱藏著某種不可見人的，隱秘的卻又十分赤裸裸的目的——有沒有機會和這個康巴女人發生關係？我還記得博達納斯白贊巴拉中餐館的藏人老闆，50多歲，都可以當我阿爸了。他在我第二次約訪談人去那裡吃飯做訪談時問我：“有沒有去過藍比尼，佛祖的誕生地，沒去過的話，給我買機票，陪我一同去遊玩幾天？”我不是要在這篇文章炫耀我被多少人搭訕，多麼得以驕傲值得炫耀，相反太噁心了。我是要說同民族又怎麼樣？男女關係中的“算計與被算計”從來沒有消失過。掌握書寫文字能力或者話語權利的研究生又能怎麼樣？

　　基於此，我開始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訪談的品質，同時回憶訪談時被訪談者們的眼神、行為動作及語言，這令我感到恐懼甚至反感，並開始懷疑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做田野？在我眼裡，做訪談這個行為是非常嚴肅的行為，不參雜任何多餘的想法，可也就是 “我以為” 這三個字蒙蔽了我部分思維。或許，我的研究身份對於這些男性而言不算甚麼，我的女性身份才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我想起張亞輝老師曾經說過，做田野穿得髒、亂、差最好，但是髒亂差也能保護擁有女性身份的我嗎?

　　為甚麼我在加德滿都遇到的大多數藏人男性都會有超過正常關係的想法？為甚麼我做訪談遇到的大多數是男人？我該如何表明自己不可被調情的姿態？一旦我表明了不會有任何調情機會之後，他們是否還會繼續同我做訪談？我該如何保證以最簡單的 “訪談者與被訪談者” 或 “普通朋友” 的關係完成訪談？

　　這以後我依舊遇到這些問題，但整個人在面對這些男性時的社交氣質變得強硬了許多，說到底還是社會經驗不夠豐富。或許有人會問我何必使自己陷入進去，何必要同男性有互動往來？我想說的是，我所要研究瞭解的社會是一個以男性權利為主的社會，儘管我遇到了不愉快的經歷，但這並不意味著將來我應當退縮逃避。恰恰相反，作為初生牛犢，我同這個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往來之歷程僅僅是剛開始而已，怎麼能退縮呢？

　　作為西南藏地邊民的我對自己所屬群體之藏人性格以及男女性格差異的特點非常清楚。海外藏人男女比例上的巨大懸殊，和他們從國內到國外敏感特殊的身份處境，使得我接觸的大多數研究對象是男性。同時，在藏人社會結構及其宇宙觀中，女性地位和角色一直沒有得到太多改變，因此以我為代表的女性大部分還是處於弱勢的位置。往大處說，不僅是藏人社會，甚至包括在加德滿都乃至世界範圍內，中國女性在海外或因困頓生活經歷，或因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體系中所處的弱勢位置後天或主動或被動生成的stereotype使我常常受到困擾。在這個場域中，我成為了 “有機會” 的對象。被訪談者的強大能動性，往往導致田野者也處於某種被計劃的思維中。我作為學生似乎並未吸收消化《摩洛哥田野劄記》，並安放在自己作為女性田野者的身份上。

　　寫到這裡，我想其實男性田野者對於田野中兩性關係的處理較之於女性隨意許多。發生性關係，發展暫時的情人，甚至取個當地老婆都是可行的。當然，對於女性而言也同樣可行，只要一切發生的前提是你情我願的安全場景下。不過，一旦行為摻雜了被動的情緒，淺薄的陰謀詭計，那麼行動者往往會變得面目可憎。

　　在這裡，請允許我引用並“篡改”《與猛虎談情》公眾號上的一段話，“不變的事實是，女性至今為止都在通過種種方式方法應對無處不在的性暗示、性暴力幽靈，而這些男性田野者或許永遠不必面對。這不是女性的問題，而是男性的問題，以及這個仍舊以男性為主宰的社會的問題。”

　　對於女性田野者如何應對田野工作中被動的兩性困擾，值得引起人類學界的關注和討論，而非以 “浪漫化” 的方式囫圇而過。

1柯利弗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美國人類學家，解釋人類學的提出者。


 □ 央宗梅朵　

   

 

  

☆ 加德滿都泰米爾街頭。

    

編者按
 央宗梅朵是個功底很好的民族學者，在這一篇田野筆記式的雜文中深刻的反映了幾個問題。第一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或者受訪人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性別因素，當然是男女的差異。這裡又多了個民族的元素，原因係央宗梅朵是個藏族女性的人類學者。研究的田野是在國外，而國外藏人集中的地方女性比例也會造成影響。這個筆記是細緻而冗長的，也包括了她個人非常直觀的感受。本文作者的困局是具有長期和普遍的社會意義的。這種困局需要全面提升少數民族婦女的地位之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