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與煙火氣

淄博燒烤

　　今年的“五一”長假，國內有超過2.6億人出門旅遊，情形火爆。在各地的名山大川和風景名勝當中，最為具話題熱度的當屬山東淄博。憑著當地文旅部門的出色行銷，這個並不出名的北方老工業城市以“小餅、小蔥加小爐”的特色燒烤走紅網路。據報導，全市1288家燒烤檔從 3月份開始日均接待遊客13.58萬人，肉類供應、酒店、交通緊張。網友們戲稱：“淄博上次這麼熱鬧的時候還是齊國。”

　　關心國內新聞的讀者都知道，最近有關年輕人的關鍵字並不是長假結束後的青年節。五月四號，深圳宣佈自9月起不再禁止“路邊攤”。此前，除了夜幕下煙霧繚繞、排滿長龍的淄博燒烤“八大局”，北京、上海、昆明、杭州等大城市也陸續放寬對地攤經濟的嚴格管制，允許固定商戶和流動小販在劃定區域內“占道經營”。曾幾何時，“擺攤”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勇敢“下海”的個體戶，九十年代在鬧市天橋上賣盜版CD、和城管鬥智鬥勇的 “走鬼”。時至今日，這已經成為許多年輕人——包括不少白領職員下班後補貼家用的無奈之舉。他們開著私家車，在週末的海邊、村落，平日的鬧市裡拉起網紅標語（“我賣魷魚須養你”、“我在中山等你”）、星星燈和手寫黑板價目表，一絲不苟地打奶茶、煮泡麵、榨果汁、煎豆腐、烤炸串，自彈自唱。有的檔主甚至關掉市區的固定店面，省下高價的鋪租來轉戰地攤。要看見今天年輕人的真正表情，就要直面各地煙火升騰和繁華夜市之下的青年困局。

青年精神

　　國家統計局最新資料顯示，今年4月份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創紀錄的20.4%，即每5個青年當中就超過1人失業，是去年同期的兩倍——這還未到就業大軍壓境的六月份。屆時， 再度創紀錄的1158萬高校畢業生將走上社會，面臨就業難題。不久前，魯迅先生寫於1918年的“孔乙己”重新走紅互聯網。年輕人以這位潦倒文人自嘲，一句“學習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引發了許多共鳴。青年人質疑：在經濟下行、房價高企、外資流失、人口負增長的現狀之下，一個人的學歷能帶來的改變空間還有多少？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5月11日發文，標題是《中國經濟增長中心的“烤肉迷團”》。文章說，淄博的網紅燒烤對於囊中羞澀的年輕“窮遊”族來說是完美的旅遊方案：一瓶本地的“綠蘭莎”啤酒不到三元，四個人盡情地大吃大喝幾個小時，花費也不過三、四百元人民幣。然而，這廉價的煙火氣和網路流量帶來的熱鬧景象能夠解決多少人的未來出路？前媒體人宋志標在其自媒體帳號《舊聞評論》中毫不客氣地說：“這種‘輕工業’的繁榮無法求解真問題，絲毫不減席捲各地的財政危機，更無助於解決經濟發展的困境。當然，它們在荒蕪社會空間搞出幾聲官民合唱，興許可以暫時麻醉神經，遮斷望眼。”

　　的確，眼前的一幕頗為諷刺。面對堅硬的現實，年輕人一方面“內卷”無力，繼續在“996”工作制下為大公司拼命，但另一方面卻又無法“躺平”。他們買不起房，婚育意願低迷，卻為一杯奶茶大排長龍，利用午休時間到寺廟燒香拜佛，為一晚上的煙火肉香欣然解囊——當人生大事沒有進展的時候，眼前的“小確幸”似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如此看來，當下的青年精神與“五四”的百年遺產幾近毫無瓜葛。我們身處的智慧手機和短視頻時代並沒有帶來知識的普及、文化的多元，卻為身處困局中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又一個的網紅場景，來完成“到此一遊”的廉價打卡動作。Be there, done that. 修好圖、更新下朋友圈狀態，念完互聯網的陳詞濫調和表情包之後，我們便可等待下一個生活熱點的提示。21世紀初的中文互聯網，新聞和時評漸次退場，各種政府官宣和大眾娛樂、消費之外，就是民間的嬉笑怒駡和避重就輕。它提供無窮無盡的“下一分鐘的精彩”，讓新的流行詞彙和搞笑視頻來填滿生活的縫隙。然而，沒有事實和知識墊底的眾聲喧嘩，只剩下不求甚解的互懟、跟風和站隊。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青年困局像是夜裡無聲氾濫的抑鬱情緒，抓住最弱者才伺機浮出水面。

個人自由，新的視野

　　1917年，26歲的留美學生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裡對白話文寫作提出了八個建議（“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之一。文中，他特別提到當時的青年對世事失望、暮氣沉沉，而他認為無病呻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越是艱難時候，越要奮發有為。胡適寫道：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

　　一百年前的寒灰、無生、死灰，或許正對應著時下流行的佛系、躺平和擺爛態度。然而當年追求個性解放的新青年以及新的知識參照系在哪裡呢？五四精神，不光是在1919年5月4日那天揮著拳頭、走上街頭的道德勇氣，它更重要的精神資源在於主張個人自由，要打開新的視野，翻動每一塊石頭，重估一切的價值。拜當時的新媒體報章雜誌所賜，新思潮和新文學得以快速傳播。青年人博覽書報，知識饑渴，而且不受新舊教條的束縛，任意跨越學科邊界，硬是在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20世紀初打開了一刹多元的局面。如學者陳平原在其新著《未完的五四》中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那兩代讀書人，“是在大霧彌天、身處邊緣的狀態下，以赤手空拳來肉搏這無物之陣。”

　　孔乙己文學的年輕作者沒有說錯，學習不是敲門磚。民國大文豪林語堂先生就批評當時的青年讀書不得要領，以讀書為苦，要麼“想把真理學問孝敬你們的爸爸媽媽老太婆”，要麼為了“每月可以多的幾十塊錢使你們的親卿愛卿甯馨兒舒服一點”。究其原因，無非“真理學問太過渺茫，還是拿文憑具體一點為是。” 然而，讀書更不應該是下不來的高臺和長衫。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傳統國學和儒家思想地位的不斷攀升，“學而優則仕”的古老理想同樣在復辟。不是愛知求真，而是歲月靜好。這樣的庸人態度，恐怕從20世紀初到現在都是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就像當下的教師考證熱潮之中，有多少人是幻想著“工作體面穩定”、“一年有兩個假期”、“不用坐班”的舒適生活而爭穿長衫的呢？打著這種偷懶算盤的教師，教出越來越多在煙火升騰中抱緊眼前“小確幸”的孔乙己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1922年，已是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解釋自己為何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只不過，胡適當年在北大的聽眾越來越少，從大禮堂一路講到了小教室。也許，只有他和他的信徒才知道，“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畢竟，萬人空巷的隨煙火起舞容易，而長年累月自得其樂的冷清場面難。


□ 陳雯銳

☆內地多個城市鼓勵擺攤，要振興“夜經濟”來緩解青年就業難問題(胡琢琰攝) 。		☆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長眠之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他當年親身經歷五四，並且為了學生的安危與北洋政府抗爭。(編輯部)

編者按：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沒有結束，在尋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階段中，更需要承繼五四的精神，放膽的讓青年人去愛國、去批判和前進，而非後退保守。作者將今昔兩代人的精神作比較，寫道：“我們身處的智慧手機和短視頻時代並沒有帶來知識的普及、文化的多元，卻為身處困局中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又一個的網紅場景，來完成‘到此一遊’的廉價打卡動作。”究其原因係“21世紀初的中文互聯網，新聞和時評漸次退場，各種政府官宣和大眾娛樂、消費之外，就只剩下民間的嬉笑怒駡和避重就輕。”作者以一句話 “一百年前的寒灰、無生、死灰，或許正對應著時下流行的佛系、躺平和擺爛態度。”打破了百年時空，並且指出了方向“它更重要的精神資源在於主張個人自由，要打開新的視野，翻動每一塊石頭，重估一切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