嘮叨簡史

  常言道:女人嘮叨;嘮雞毛蒜皮,叨家長里短。嘮叨,即“囉嗦”、或者粵語講的“罯尋”、“長氣”,在民間“破壞家庭幸福榜”上經年不衰。而且,嘮叨已經默認為一個婦女問題:老媽子、老婆、甚至女朋友,就是這宗室內罪行的慣犯 。作為一名熱衷觀察社會的女性,對此我亦很難置身事外。

  雖說是個老問題,我們中文世界對嘮叨卻少有研究。1895年,美國有一位叫賽若斯·艾德森(Cyrus Edson)的臨床醫生對嘮叨極其關注,寫過一篇整整九頁的文章《嘮叨的女人》,刊登在《北美評論》上面。艾德森把嘮叨定義為一種病,而且是女性病。除了危害自己的健康,此病主要是影響丈夫的消化系統,以及扭曲孩子的正義感。這位艾德森醫生對嘮叨之痛恨,可謂字字入骨。在他較為克制的段落裡面,艾醫生將嘮叨鬼作了如下定義:【嘮叨鬼】個個習慣誇大事實、怨氣沖天;她們絮絮叨叨個沒完,個性惡毒、具有攻擊性;刻薄,喜歡控告別人的動機;傲慢無禮,卻無力看清事實的真相……。

  艾醫生將嘮叨直接定義為女性病,當然很快就遭到批評。兩個月後,三位女士聯手寫了一篇《嘮叨的女人:給艾德森醫生的回復》登在同一本刊物上面。其中一位叫伊薩貝拉·森莫瑟的女士寫道:“嘮叨跟性別沒有關係,成因主要是和外部環境造成的實際處境有關。”另外一位叫做瑪麗安·哈蘭德的女士寫道:“嘮叨,皆有其滋養的源頭。”哈蘭德還質疑艾德森這篇奇文的事實根據,她認為:“有一個以‘找茬找罵’來對待歸家丈夫的女人,就有一千個藏起自己倦容,對歸家的疲倦丈夫笑臉相迎的女人。”總之,批評者一致認為:將嘮叨問題直接歸結為女性疾病,就是繼續無視女性長期承擔家務勞動,卻得不到任何承認的事實。

  我們不妨假設憤怒的艾德森醫生就是那千分之一的不幸男士,娶了一個嘮叨的鼻祖惡婦。對這千分之一而言,問題依然真切,而且懸而未決。如果大家對這個小機率的人類痛苦事件依然感興趣的話,我們不妨嘗試在兩性之爭的流行觀念之外做一個更加深入的討論:如果不是病,嘮叨是什麼?女權作者說的實際境況又是什麼呢?

大環境

  
從全球範圍來看,家務勞動分配的性別鴻溝巨大。201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項調查發現,在37個成員國當中,沒有一個國家男性承擔家務的份額多於女性。男女差異最小的國家是丹麥。丹麥男人平均每天承擔“義務勞動”(包括家務、購物、帶孩子、照顧老人、參加其他公益事務等)的時間是3小時,只比丹麥女性少1個小時。在列入調查的國家當中,男性投入義務勞動每天少於1小時的國家包括印度、南韓和日本,少於2小時的國家有葡萄牙、土耳其、南非和中國。同樣,在2017年的《澳門婦女現況報告》中,占比最多的澳門女性(41.5%)屬於“有正職工作,同時是家務負責者”的雙職女性,其次才是家庭主婦(23.4%)及事業型女性(14.2%)。

  雖說很難直接把男女投入家務勞動時間比例和嘮叨發生的機率掛勾,我們不要忘記:這些高居家務性別平等榜首的北歐國家,自2012年開始統計以來便一直在《世界幸福報告》中穩居全球國家前列。而在男性每日從事義務勞動少於1小時的韓國,兩性戰爭在近年日趨激烈。兩年前,根據暢銷小說《生於1982年的金智英》改編的同名電影上畫。大部分女觀眾對片中女主角、家庭主婦金智英的困境感同身受,然而韓國男性的反女權運動卻一再激化。就連原著小說的英文版翻譯者、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師常傑米(Jamie Chang)也在2019年10月BBC的一次採訪中坦承:“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得不斷地和自己內化的厭女症作鬥爭……我發現自己不斷地責問:金智英,你為什麼不發聲?”

  沒錯,片中的悲劇主角金智英選擇默默承受,沒有嘮叨。她全心全意去擁抱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身份,最後卻患上精神病。1988年,英國著名左派雜誌《新國際主義者》(New Internationalist)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嘮叨》。文章作者朱莉亞·凱爾納(Juliet Kellner)開宗明義地寫道:“完全接受家務勞動的婦女不會嘮叨;而全盤拒絕家務的婦女不需要嘮叨。但是,有數不清的婦女夾在接受和棄絕之間。嘮叨,是她們每一個人的孤立的政治抗議。”

  沒錯。嘮叨是散在各家各戶的小型日常抗議。和街頭抗議者不同,婦女很少能夠聯合起來,也很難徹底罷工。更令人糾結的是,她真心願意為壓迫自己的家人付出一切;和奴隸不同,婦女在家中的位置具有雙重屬性:她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勞動——採購、烹飪、清潔、整理、育兒、照顧老人,卻沒有下班時間——再也沒有比女人更愛自己“奴隸主”的可愛奴隸了吧!她們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當成一部機器,只希望它效率能繼續提高,卻從來沒有想過拋棄眼前的生活。因為,在婚姻裡,這日復一日的家務勞動,都在“母親”和“妻子”的角色中變得“自然而然”。

當代療法

  
然而,當代的心理學家、諮詢師比起他們的前輩實際上並沒有多大進步,同樣把希望嘮叨婦女能“提升”自己。雖然嘮叨不再被看作是疾病,它卻成了女性應該改善的“技能”,以便改善夫妻以及親子關係。當代的艾德森醫生們溫良、專業教育過硬,也懂得不必再去譴責“受害者”。總之,對這些西方行為主義者而言,嘮叨是一種“讓人喪氣、不快、適得其反但同時完全可以理解的崇高雄心,一種意欲改變其他人的粗暴版。”

  坐落在倫敦的一家諮詢機構“人生學院”(The School of Life)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有超過770萬訂戶。他們對嘮叨也開過藥方。首先,他們指出:就算是份內之事,也沒人願意在指斥之下去完成。相反,我們都想被“吸引”去做某事,這是人之常情(“如何停止嘮叨,開始教育?”)。而解決方案,就是女性要學會說服的技巧,讓家人能夠欣然接受任務,不再逃避。

  總而言之,嘮叨症的當代療法頂多就是讓大家提高對嘮叨的意識,卻很難提供什麼有效的解決方案。有一位署名“雪麗”的失望讀者,曾在一本名為《如何停止囉嗦》(Huntington, 2014) 的亞馬遜圖書網頁下面評價道:

  “我明白嘮叨沒有用;我老公有時候也嘮叨我。可是,你怎麼能接受小孩在那不做作業,家裡到處髒兮兮諸如此類的情況?我一個人是做不完的,家裡也請不起保姆。我自己還有一份全職和一份兼職要做!可能這個事情是無解的吧!”

  從雪麗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嘮叨問題在當代有了新的變化: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女性也多半在工作。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的分工模式似乎並沒有隨之改變。對很多女性而言,社會空間的擴展,是自由的同時也是負擔。據我觀察,即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夫婦,樂於在家務上平等合作、甚至一齊發揮創意的個案實在不多。相反,無論大家在工作上如何優秀,只要一回到家中,很少人會家頭細務裡面看到多少價值。

  僅在兩三代人之前,就算是中國的上流社會家庭婦女也不必做家務。她們或許會擔憂自己的婚姻、子女、財富、健康等問題,但成為嘮叨鬼的機率應該不高。民國時代的大文豪林語堂曾經寫過他的理想生活,裡面就有“妻子的笑聲”。但別忘了,他家裡還有女傭、廚子和老僕人。這是現在生活在美國的中產“雪麗”們沒法負擔的奢侈。在現代社會裡,人人平等、特權不再;林語堂太太式的快樂笑聲或許已經無處可尋。但是,能夠讓女傭、廚子和老僕人都過上小康生活,嘮叨就如同孤單夜行者的痛楚一樣,多少帶有英雄的意味。歷史遠未結束:我們的下一步,是向前還是向後?

 
☆ 有多少男生願意和女伴分擔家務?(折景堯拍攝)  
☆ 《澳門女性現況報告2022》於今年5月及6月間對15至74歲之間的本澳女性進行了電話抽訪,研究將推算澳門在“全球性別差距指標”和“性別不平等指數”中的世界排名,最新結果將於第四季度公布。
 □  陳雯銳

編者按:
相信澳門讀者知悉周曉璿案判決結果的人不多,甚至曾經流行的 me too 運動都未曾在澳門引起波瀾。有人認為女權主義不是本土的話題,因為澳門街男女很平等呀。在認知層面上,港澳人對男女平權的意識並不低,但落實到生活層面,在搵工、升職等細節當中,男女有別仍然可見。倘若要評估澳門社會是否男女平等,就要依據本文筆者提及的4項指標來衡量。他們是經濟參與、教育公平、衛生保健和政治賦權。澳門在前三項的表現是及格的,但在第四項仍然偏低,這可以由澳門三權中女性佔比反映出來。內地的數據則顯示,過去十六年除了經濟參與的排位上升,其餘三項全部下降。除了當年的宋慶齡曾當上國家副主席,我腦海中沒有另外一位有影響力的大陸女性形象。故而男女平權在華人社會、在內地、在偏遠地方還是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文章不但只透過個案和數字來警惕大家,中國遠遠未能達到基本男女平權的目標,又警惕人民的公開維權行動會受到權威的壓制和網民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