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一代》
賈樟柯導演“風流”不再
近日，內地導演賈樟柯去年底製作的電影《風流一代》在大陸以外地區上映，得到不少國外影評人的贊賞。但對於華語影迷——特別是熟悉賈樟柯的觀眾來說，這部新片並無多少“新意”。賈樟柯執導30年，他的第11部長片就好像一個持有賈導所有的身分證明文件、卻明明不是本人的“替身”一樣，令人失望而無語。
《風流一代》描寫一對年輕時的戀人巧巧（趙濤飾）和斌哥（李竺斌飾）分離半生，以兩人最後在故鄉重遇結束。全片分別在山西大同、重慶奉節和廣東珠海拍攝，但前面兩部分是由賈樟柯20多年來的舊素材剪輯而成。和賈樟柯以往的電影不同，《風流一代》的人物和故事都極其簡單、或者講不重要，因為全片幾乎是沒有對白的鏡頭剪接和時空轉換。儘管影音素材豐富、歷史跨度長，但即便是訓練有素的藝術院線觀眾，恐怕也要積極調動想像能力，去領會一個見不到主角“有所作為”就已經滄桑滿臉的尷尬故事。
失落的觀影
賈樟柯自九十年代末開始嶄露頭角，逐漸成為戛納、威尼斯等國際電影節的“常客”。雖然他的早期電影“故鄉三部曲”全部被禁止在內地放映，但2004年
“解禁”以來，賈樟柯已經穩步成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他的《三峽好人》（2006）、《山河故人》（2015）和《江湖兒女》（2018）等幾部電影，更是讓賈樟柯完成了從“地下導演”到“叫好又叫座”的轉變。
賈樟柯是山西汾陽人，《風流一代》的第一部分來自他的電影“發源地”，用的是賈導2002年在山西大同拍攝的電影《任逍遙》的素材。這部電影和他另外兩部早期佳作《小武》（1997）、《站臺》（2000）組成了他的“故鄉三部曲”。賈樟柯擅長重現北方小城市魚龍混雜的流行文化、商業文明和江湖氣息，對那些縣城“小混混”的生活狀態尤其熟悉。在《風流一代》的第一部分，我們看到不少當年“縣城奇觀”的碎片，一段段世紀初山西小城的詩意混剪：骯髒的公用電話亭，嘈雜的街鋪音樂，年輕人無所事事、唱歌跳舞，巧巧為酒廠到處走“騷”，煤礦下崗工人的合影……21世紀之初，當第五代導演一心想要進軍荷里活、拯救中國電影市場的時候，賈樟柯從山西的舞廳、單位宿舍和街頭成功拍出一個個光怪陸離，又無比真實的縣城故事。無論是劇本、角色，還是低成本、非專業演員的製作方式，都顯示著賈樟柯“體制外導演”的創作身份和獨立氣質。
影片第二部分來自《三峽好人》（2006）和《江湖兒女》（2018）：在世紀工程三峽大壩的興建背景下，巧巧從大同去奉節找斌哥，穿行在三峽沿岸浩浩蕩蕩的拆遷景觀之中。但當她終於見到斌哥之後，卻決定轉身離開。分手之後，觀眾對巧巧和斌哥何去何從一無所知，也不知道他們如何面對這場離別，只能自行“腦補”：就像無數中國人一樣，他們無論如何都要接受變化。在影片最後那段在大同“重逢”的戲裏，斌哥是一個腿腳不便的老年人，而巧巧反而成為對生活有了把握的超市收銀員。最後，她蹲下來幫斌哥聯繫好了鞋帶，轉身加入了夜跑的人群之中——影片依舊沒有臺詞，也沒有結局。我們只能繼續自行解讀：在這個國度，遠赴外省搞事業、想抓住時代的斌哥到頭來除了一副滄桑麻木的面容和滿身傷痛之外什麼都沒有撈到，反而是留守小城的女人巧巧似乎跟上了時代的腳步。
舊瓶無新酒
對很多影迷來講，這部新片令人失望，是因為賈樟柯好像還沒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就已經放棄了以前那套敘事方式。近日，賈樟柯在接受外媒《Slant》雜誌采訪時說：“我之所以近幾年都拍那種時間跨度很大的片子，是因為當下生活本來就特別碎片化……我想找出看似無關事物之間的隱藏聯系。”其實，早在2007年的拍攝完一部關於服裝世界的紀錄片《無用》後，賈樟柯就講過：“我越來越喜歡用一種板塊的結構，在一部電影中變現不同的多組人物，或者去跨越不同的地區……在我看來，今天再用單一封閉的傳統敘事，比如一對男女主角，在九十分鐘之內貫穿始終地完成一個完整的戲劇，很難表現我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種人類生活的複雜和多樣性。”
問題是，雖然可以理解他在疫情期間只能翻舊片素材，但“碎片化”、甚至“實驗性”都很難解釋導演在表達上的失語和退場。一般人的意識和記憶本來就是“碎片化”的，在手機短視頻大幅侵佔文化消費的今天尤其如是。但電影藝術家要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要對抗碎片化，從中找到準確，甚至永恆的戲劇聯系和文化記憶嗎？
“我覺得這不像是賈樟柯的片子，更像是一個資深影迷發去網上的混剪集錦。”一位豆瓣網友如此評論。不過，也有少數觀眾覺得，這種“無聲的表達”反倒更準確地反映了我們當下的某種國民精神感受，也許這是賈樟柯“偏離現實主義”之後的一種新的探索。
新的爭議
1999年，賈樟柯拍了《小武》之後，被人舉報到電影總局，罰了一萬元之餘還寫了一封檢查，承認自己“嚴重地干擾了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不過，他的導演路並不悲情。“故鄉三部曲”沒在國內上映，卻依靠翻版DVD的發行渠道在國內吸引了第一代文藝影迷，更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不少獎項認可。比如《小武》，當年只花了40萬元人民幣就拍完了，卻讓二十幾歲的賈樟柯拿下了日本導演北野武製作公司的合同，後來還成為十多年的合作夥伴。2004年，他的電影《世界》首次獲得國內公映許可，標誌著他的成功“轉正”，不再是“地下導演”。
平心而論，官方和海外電影節的認可並沒有立即改變賈樟柯的創作氣質。比如在《三峽好人》（2006）一片中，賈樟柯的鏡頭從山西延伸到中部山城，描寫三峽工程背景下的小人物命運。雖然他不碰政治議題，但專注於縣城青年、外省移民——那些所謂“被時代淘汰的人”。他的電影在展現人文關懷的同時，沒有官方敘事裏面那種歌頌基層人物的故作悲情，尤其符合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左派文藝的品味和“政治正確”。但諷刺的是，他本人似乎也被他一直試圖捕捉的那種“時代巨變”給“捕捉”了。2019年，賈樟柯在多倫多放映紀錄片《海上傳奇》後，有一位中國女士問他：“你為什麽要拍這樣臟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
當然，這些公平或不公平的“差評”並不妨礙該片繼續獲得海外的關注和點贊，亦未必能夠引起賈導的注意。去年6月2日，賈樟柯當選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第七屆會長。今年2月25日，他又當選為山西省文聯副主席。或者，從當年給電影局寫檢查的年輕導演到今天，賈樟柯的電影人生也展現了他所講的“人類生活的複雜和多樣性”吧。
□ 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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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最新影片《風流一代》在4月20日閉幕的第43節烏拉圭國際電影節上獲評審團大獎。中間講話者為賈樟柯導演。（圖源：網絡） |
☆《風流一代》劇照，主角趙濤(左)和李竺斌(右)。（圖源：網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