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的悲傷恐比中年人更漫長

　　 近年，澳門的心理健康問題正快速呈現「年輕化」的趨勢。利民會在響應「2025世界精神健康日」期間公開指出，過去一年接觸到的情緒困擾與求助個案雖然總量平穩，但令人擔心的是，求助者的年齡段正在急速下移，許多仍在求學甚至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就已經開始出現焦慮、抑鬱、退縮、失眠與社交不安等情況。利民會總幹事蘇景楊坦言，澳門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有太多「隱性個案」沒有被及時發現。

　　同時，澳門社會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人浮於事也對青年造成了另一種壓力。在過去數年，睹場莊荷及外賣車手等工種的年齡顯著下降，從三十多歲的兼職族，逐漸轉變為二十歲左右的全職青年。工作無定時、低學歷要求、不必進修、都在損害年輕人增值、向上流動及建構親朋好友關係。種種現象，其實發出同一個訊號，澳門的年輕人變得更不穩定、更焦慮、更缺乏方向，也更難從社會中找到安全感。

悲傷不再是中年人的專利是全球化的趨勢

　　值得關注的是，澳門並非孤例。早建於1769年，美?歷史最悠久的研究青少年問題學院，也是聞名遐邇的常春藤學院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最新研究，分析了過去十五年的調查數據，揭露14至24歲年輕族群的憂鬱情緒明顯增加，人生的幸福呈「U形」，中年最低、青年與老年較高。但最新數據顯示，幸福曲線不再彎回，中年不再是低點，反而是年輕人深陷痛苦與絕望。在美國，2009至2018年間仍清楚可見的「中年駝峰」，在2019至2024年間完全消失，英國同樣如此。更令人震驚的是，世界知名的《全球心理》項目（Global Mind Project）觀察全球四十四個國家，包括歐洲、非洲、亞洲與中東，結果一致：青年焦慮程度全面高於年長族群。研究報告甚至警告：「如果年輕人一開始就這麼痛苦，中年會變得更惡劣。」也就是說，Z世代的悲傷不只來得早，還可能更長、更深、更難翻身。

澳門Z世代的焦慮從何而來？

　　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與服務業，新興產業發展速度緩慢，使得青年的職涯選擇高度單一，缺乏多元發展。當前，低學歷的年輕人大都以莊荷或外賣車手維生；高學歷的年輕人拼命要考公務員，又或是工作條件穩定的教師。眾所周知，考公務員通常非一次就成功，要付費補習、加上運氣才能進這一道窄門。而少子化更加讓年輕人進教師行業的機會大減，甚至流行「識人好過識字」文化，要通過層層人際關係網才能躋身教師行列。

　　無論是學歷高低，又或是澳門賴以自豪的高等教育普及，但「學歷增值」並未真正提升就業機會，反而加劇焦慮，讀書越多，工作卻不一定更好。對許多年輕人而言，未來不是「努力就會實現」，而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這種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恐懼，是Z世代最深層的焦慮來源。

　　澳門家庭文化常以成績與穩定作為成功的指標，但在快速變化的時代，這些期待往往變得難以達成。家長仍沿用上一代的成功模式：「讀書、好成績、穩定工作」，卻忽略現在的青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當青年無法達到家長的期望，往往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

　　澳門社會，人與人之間熟識度高，每一個動態、每一張照片、每一段成功故事，都在不斷提醒年輕人：「別人都在前進，而你在原地踏步。」社交平台讓青年看見太多，卻真實接觸太少，形成了一種高連結、低陪伴的孤獨。

　　悲傷若被視為一場可以預防的公共衛生問題，那麼最關鍵的正是資源如何被配置。心理及精神困擾愈早出現，本應代表愈早介入，但在澳門的情況卻往往相反。雖然，精神健康服務及專業人員近年大幅增加，但是，精神健康早已被污名化，有不少家庭把心理健康視為「有事」、「丟臉」、「不需要」，導致年輕人寧願沉默也不願求助。年輕人選擇沉默、拖延、隱藏，最終變成更深層的情緒危機。澳門社工、學校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甚而精神科醫生角色模糊，青年求助難度高、過程慢、資訊不足。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因素，使年輕人的心理及精神困境更難提早被察覺與處理。

先進國際如何守護 Z 世代？

　　要真正理解澳門當下的困境，也需要看看其他國家如何應對青年心理健康危機。英國在疫情後推出「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計劃」（Mental Health Support Teams），把心理輔導師直接配置到中小學，建立「校園心理支援小組」。這些專業人員會提供即時諮商、舉辦壓力管理、情緒教育課程、主動介入輕度與中度情緒困擾。此外，英國設立「24小時青年心理急門診」，降低求助門檻。

　　澳洲建立國家級青年輔導中心系統（Headspace），被視為全球最成功的青年心理健康模式之一。全國百餘個實體據點，服務對象為12至25歲青年，免費、匿名、不需轉介地提供心理諮商、職涯指導、成癮支援、社交技能課程，其精神是「一站式青年支援」，避免青年在多個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

　　韓國是亞洲青年精神健康及自殺率最高危的國家。有見及此，韓國政府把青年心理健康提升為國安層級，政府推出「學校情緒守門人制度」，讓每間學校都必須配備完整的心理支援團隊。此外，政府建立匿名求助平台，青年可以在不曝露身分的情況下獲得諮商預約與情緒指導。

　　澳門好像不比這些國家的舉措差，但為何成效不彰，真的要好好檢視。

政策與社會的四重責任：
　政府、議會、家庭與青年自身

　　面對青年悲傷提早出現、且可能更漫長的局面，澳門需要的不能只是活動、宣傳、表層跟進，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提早到來的悲傷收斂，不能僅依賴一個部門的善意，而需四方共同承擔責任。政府必須從制度上加碼，在人力、預算與跨部門協調上投資，把心理及精神健康納入教育、勞工與社會福利的核心議程；議員與政策制定者需推動長期的監督與法制保障，讓支持不是短暫專案，而成為可持續的公共服務；家庭要改變訊息傳達的方式，從以成績與地位為中心，轉向以情緒教養與共情為核心；而Z世代自身也需被賦權學習求助與自我管理的技能，理解尋求支持不是弱勢，而是成熟的生存策略。

　　實務上，一是在中小學與大專校園內普遍設置可匿名、低門檻的心理與生活諮詢站，並把情緒教育納入常態課程；二是建立社區青年中心，提供職涯培訓、法律諮詢、以及心理支持的一站式服務，讓工作與情緒支持並行；三是對外賣等青年密集的行業進行勞動保護與健康促進，包括合理工時、保險與心理輔導資源；四是鼓勵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推動職場心理健康計劃，讓年輕人在工作的第一線就能學會情緒管理與尋求幫助的方法。這些措施如果能在政策語言中被清楚說明、有預算支持並納入評估指標，便可將救援向前移、把預防落到實處。

　　治理的藝術在於把冷冰冰的數據，編織成一個有溫度的願景。若政府在溝通上只停留於「增加多少人手」、「提高周轉率」，民眾聽到的只是技術數字；但若能說出「我們要讓年輕人可以在城市中有時間學習、休息與築夢」，並把每一項措施如何通往這個願景具體化，民眾便容易把個人困惑與公共選擇連結起來。語言不是附屬品，而是政治正當性與社會共識的橋梁；當政策以溫婉的敘事語言承諾，然後切實執行，社會的耐心與理解才可能被喚起。

　　Z世代的悲傷從何而來已不再是純粹學術討論，而是我們日常生活裡看得到、摸得著的真實。要讓這一代的痛苦不會變成永久的陰影，需要的是制度的勇氣、社會的同理以及文化的轉向。當我們在街角設一個心理諮詢點、在校園提供一次真誠的情緒課、在工地為一名外賣車手伸出援手，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其實在為未來鋪路：讓悲傷可以被看見、被命名、被回應；讓年輕人在跌倒時知道有人扶起，而不是被告訴要獨自堅強。若我們願意以耐心與誠意回應這個世代，早來的悲傷就不必比中年更漫長；反之，若我們繼續以冷漠與短視面對，那麼我們不僅是讓一代人受苦，更是在為整個社會積累無法彌補的裂痕。


□ 蔡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