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的動盪分化
(三)

四.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如何“挽救”上山下鄉運動

 
(1)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批評自下而上,遍及全國,終於換來一個落實政策的新時期。

  “913”事件似乎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向。類以“清理階級隊伍”、“群眾專政”、“一打雙反”、“一打三反”的暴行驟然中止,人民有了一點竊竊私語的空間,而來自上層的“走後門”之風又給了百姓“妄議”得失的藉口。於是,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質疑便自下而上,遍及全國。那些關於歧視、迫害和淩辱知青的材料,也如雪片紛紛,飛入各級政府機關,甚至終於上達“聖聰”了。

  1972年8月,毛澤東的老同學,曾任湖南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常委的周世釗在事前通氣的情況下,獲准遞上一份論及知識青年的報告。這份中國式的“奏章”一方面謳歌上山下鄉決策的英明偉大,一方面痛駡“黑幫分子的破壞”和知青的“覺悟不高”,一方面又委婉曲折地陳述了一些知青的困難,並且懇請中央予以解決。這種“奏章”充滿了為人臣子的謙卑和惶惑,但在當年,在那一場“萬馬齊喑”的十年浩劫中,也算是驚天動地的壯舉了。

  幾個月後,又一個小人物登上舞臺,這就是李慶霖“反潮流”,“告御狀”的故事。其方法與周世釗相同,首先是表忠心,唱讚歌,強調“你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贊同”,我兒子也“聽從你老人家……教導,毅然報名下鄉” 等等,最後才硬著頭皮訴說個人困苦,控告“拉關係,走後門”“下鄉鍍金”的社會現象……

  “臭老九”妄議“軍國”大事,本來就有“右派翻天”的嫌疑。不過,適逢這兩年下鄉人數大幅下降,“上山下鄉運動”阻力重重難,終於引起毛澤東的重視,成了老人家調整、落實知青政策的敲門磚。於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慷慨解囊,聲勢浩大地匯去300元錢,“聊補無米之炊”,揭開了落實知青政策的帷幕。與此同時,一個平凡的鄉村小學教師也就脫穎而出,成為70年代政壇上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開除黨籍和不怕天打雷劈的“反潮流”“英雄”了。

 (2)落實知青政策的意義。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給李慶霖回信。

  4月27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的問題。

  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21號檔,把李慶霖的上書、毛澤東覆信、中共福建省委的學習通知和上述之“解決意見”下達全國。

  6月22日,文革以來第一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拉開帷幕,各路大員以47天的漫長時間“認真”地討論和研究了“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六項解決措施:其一,加強上山下鄉工作的領導。其二,切實解決知青口糧、住房、醫療等實際困難。其三,加強下鄉知青的培養教育。其四,堅決刹住“走後門”風。其五,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其六,做出上山下鄉運動的長遠規劃。

  1973年的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和所謂全面落實知青政策,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歷史轉折,它的積極意義大概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當年,由於毛澤東認為城市學生血液裡都溶化著資產階級思想,由於三個“再教育”指示的連續發表,城市知識青年被當成次等的知識份子,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被公認為犯了錯誤下放改造的,所以歧視、迫害和淩辱下鄉知青的事件大量產生。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重申了城市知識青年的政治地位,“再教育”中的階級鬥爭成份也就減少了,“再教育”又似乎回到1964年那種“請貧下中農叔叔伯伯,兄弟姐妹當老師”的原點了。

  第二,由於文革以來知青下鄉人數的急劇增加,而他們的口糧、收入、住房、醫療、人身安全、社會地位和個人前途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所以知青已經成為一個最貧困、最屈辱、最動盪的社會階層,知青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雖然無力扭轉敗局,卻也承認了事實,正視了現實,重申了城市知識青年的生存權利。最起碼的一點,知青和知青家長的訴苦不再被當成“攻擊汚蔑”的罪行了。

  第三,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又回復到文革前的狀態,即免除病殘青年下鄉的責任,允許每個家庭保留一個子女留城就業。與此同時,還擴寬了下鄉知青病退、頂職、回城照顧父母的條件,短期內增加了知青的招生、招工名額。總之,它結束了文革以來“一鍋端”的極端主義行為,給1000多萬下鄉知青帶來了一線生存的希望,也給無數個城市家庭留下了破鏡重圓的夢想。

 (3)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事與願違地開啟了一個“走後門”、鑽空子,千方百計回城市的新浪潮。

  但是,落實知青政策畢竟是全國落實文革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歷次政治運動後期糾偏、糾左,回歸理性的慣用技倆,它的真正目的是鞏固運動成果,堅持“革命”方向,所以仍然堅持上山下鄉,堅持把城市青年趕進農村,分而治之,逐步溶化的戰略方針。所以,這場倒行逆施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得以否定,城市知識青年的命運並沒有徹底改變。所謂落實政策,只不過是把一場上山下鄉速決戰轉變成一場拉鋸戰或持久戰而已。

  且看中國知青在參軍提幹和升學人數中的變化。

  在毛澤東時代,參軍、提幹、升學是被信任、被培養的標誌,是上升為“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開始。其實,無論是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還是在落實知青政策的光環下,能得此“恩寵”的知青都只是少數人---如本文導言所說,始終都是下鄉知青總人數的7%左右。

  比如知青升學的人數,在落實政策的前後就有過一番耐人尋味的變化:

  從1962年到1973年,全國高校、中專(技)校共招生2484143人,下鄉知青為433500人,占總招生總額的17.5%。1973年落實知青政策,第二年知青升學人數高達169800人,占招生總額的34.5%。但是高潮過後,1975年知青升學的比例又迅速回落,只有149300人,占招生總額的17.45%。1976年,知青升學人數繼續兌減,只有73000人,只占招生總額的12.9%,比落實政策前12年的平均數字還下降了4.5%左右。

  可見,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看來,不管落實政策與否,城市知識青年始終無法變身為工、農、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永遠沒有權利走進“上層建築”,永遠沒有資格晉身為“無產階級”知識份子。

  再看城市招工的實際情況。

  1962--1973年,全國企業職工人數增加了2449萬人,下鄉知青招工卻只有249.6萬人,占新增職工總數的10.2%。1973年,全國恢復了退休職工子女頂替制,下鄉知青也多了一條逃離農村的管道,但從知青回城就業的總人數來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以1974年為例,全國國營企業職工增加249萬人,從下鄉知青中實招29萬,僅占總人數的11.6%。如果扣除退休頂職的部份(這是一個無法抵賴、無法置換的名額),知青在招工中所占的比例,恐怕就比落實政策前的10.2%還要低了。

  由此可見,城市知識青年升學、招工、回城的通道依然被刻意地堵塞著。這個原則不但在文革前不變,在“913”事件之前不變,而且在1973年落實政策之後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因為,在“上山下鄉”的運動中,在毛澤東的政治藍圖裡,城市知識青年就是一個血液裡都溶化著資產階級思想的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但沒有資格涉足無產階級的上層建築,甚至沒有資格回歸城市,沒有資格走進那一個經過文化大革命清洗、蕩滌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所以,1973年的落實知青政策不但沒有承認城市知識青年的城市居住權和職業選擇權,甚至沒有承認下鄉知青擁有平等回城的權利。它容忍了一部份人回城,不過是為了矇騙那些仍然滯留農村的知青,促使他們順天時,守本分,坐等“皇恩”降臨而已。

  所以,落實知青政策並沒有使下鄉知青安下心來。恰恰相反,它製造了新的差異、新的矛盾,製造了一個拼爹拼娘拼手段,力爭“合法”回城的新高潮。於是,上山下鄉運動的精神世界全面坍塌了!上山下鄉運動不可遏止地走向沒落了!


劉一流
(作者是廣州知青作家、原廣東農墾下鄉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