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加費無可厚非
成本過高責在自己

  三家公立高等院校在疫情盤桓不去,本地經濟及社會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加學費且幅度不小,引起社會爭議,認為不恤民命,與經濟下行、居民就業與收入充滿不確定性的大環境背馳。

  對此,主其事的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回應指,三所高校去年的本地生學士學費約三萬元,今年約三萬七千元,但新生入學享有學費減免,變相沒有加價。她卻不評價學費孰高或低,希望大家自行研判。教青局則書面指出,公立高校透過調整學費,優化收入結構,縮窄學生教育成本投入與學費收入之間的差距,有助提升校內資源配置效率,緩解公立高等院校長期受學生成本高於學費收入所造成的負擔,提高財務自我保障能力,確保高等院校可持續發展。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調整學費後,學費收入與學生人均成本投入仍有較大差距,本地學生學費水平仍低於鄰近的香港特區。

  澳門大學亦以書面回應稱,本地生學位課程學費調整後仍遠低於香港地區水平,如澳大本地生學士學位課程在今學年每年學費為三萬澳門元,下學年將調整至三萬七千五百澳門元。香港理工大學本地生學士學位課程每年學費為四萬三千四百澳門元。

  無論司長、教青局及澳大,都將大幅加學費與對學生的奬助學金措施混為一談,對兩者有原則上及本質上的區別視而不見,抑或明知故作的刻意強詞奪理、混淆視聽,轉移問題焦點?只有彼等清楚。惟將大加學費與所謂「學生平均成本」相提並論,又將大加學費與香港的大學收費比較,從而得出支持「加費合理」的似是而非結論,則明顯缺乏起碼的說服力,難怪有立法議員已動議辯論這一關乎本地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升大前途與出路的重大公共利益議題。

  既然歐陽司長「希望大家自行研判」公立高校大加本地生學費的合理性,又以香港理工大學或香港的大學學費標準為依據來支持「大加學費有理」,則筆者膽敢提出以下問題:

 一、按照二零二二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理大排第六十六位,澳門大學排三百二十二位;按二零二二泰晤士世界大學排名,香港理大排九十一位,澳大排二百五十一位;按泰晤士二零二零亞洲大學排名前二百位,香港理大排二十四位,澳大排三十七位。澳門理工學院及澳門旅遊學院由於不算大學,未見排名。以高等教育服務質素來評價的話,站在顧客即大學生的角度,如果香港理工大學本科每年學費四萬三千四百元的話,澳大的「市場學費」只值大約二萬到三萬元,收三萬七是偏離市場價格的學費。

 二、如果大學生的教育平均成本過高,特別是與學費收入比較而有此結論,作為公立高等院校,首先是要想辦法控制及降低成本,方法包括削減人手、減薪、控制管理成本及資源浪費,不能一方面未有衡工量值,繼續好大喜功、事事鋪張浪費及冗員充斥,一方面以成本高而向學生學費打主意,由學生支持低效率高浪費的高校官僚體制運作。

 三、大學校長的主要職責是向社會籌措足夠的大學經費正是世界公認慣例,只有澳門的公立高校的校長例外。特區政府要控制公立高校的開支成本,裁員減薪,事事衡工量值、嚴打鋪張浪費是最基本,長遠計是將公立高校的財政撥款與大學自己,尤其校長向社會籌得的財政資源掛鉤,例如一比二,即大學每籌得一元,政府才撥公帑兩元,以激發官僚院校的責任心與提高成本效益,改變「坐吃公帑」的不良管治文化。不然,位位公立高校管理人員,憑甚麼說服社會,將學費收入與平均成本掛鉤屬合理、合情?

  其實個人並不反對大學加學費,因為大學教育屬個人得益大於社會得益,但前提是,必須使全社會,尤其一眾大學生或準大學生看到,各公立高校的主事人,在解決「經營成本過高」及「學術質素偏低」這兩大核心問題上,有以身作則地盡過應有的努力,而非將大學生變成交際酬庸、沽名釣譽的場所。


余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