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低生育率的迷思：流動人口下的城市規劃反思
日前，某機構舉辦的社會討論活動中，澳門的生育情況與城市規劃之間的關係成為焦點議題。結合數據來看，澳門的出生人數逐年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一個有趣的悖論隨之浮現：在出生數字持續走低的同時，公共兒童遊樂設施等場所卻時常人滿為患。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深刻反映了澳門作為一個高度流動性城市的獨特人口結構與社會特質。
解構澳門人口的組成
要理解澳門的生育率，首先必須解構其複雜的人口構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2024年終澳門總人口約為68.83萬人。然而，這個數字並非一個同質化的群體。其中，外地僱員截至2024年底高達182,542人，佔總人口約26.5%。數據顯示，約66.4%的外地僱員來自中國內地，大多從事基層工作，且絕大部分選擇居住在珠海，每日跨境通勤。據就業調查估計，每日在澳工作但居於境外的人士約有10.47萬人。只有小部分來自東南亞的外勞因未能前往珠海居住而選擇留居澳門。
除外地僱員外，澳門人口還包括外地學生、長者等群體。若將這些非核心生育群體排除，2023年的數據顯示，剔除外地僱員及外地學生後的本地人口約為57.12萬人。而真正構成生育主體的適齡本地勞動人口，約為32萬人左右。這個數字為理解生育率提供了一個更精準的基數。
生育率數字的迷思
澳門的出生人口近年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官方數據顯示，新生嬰兒數目由2019年的5,979名，逐年下滑至2023年的3,712名，2024年進一步降至3,607名。2025年更首次跌破3,000名，僅錄得2,871名新生嬰兒，較上年減少超過20%。根據聯合國《2024年世界生育報告》，澳門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68，意味著平均每位女性一生僅生育不足一個孩子，遠低於維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水平。
然而，這個數字正是以約68.8萬的總人口為分母計算得出的。外地僱員群體正值青壯年，處於生育旺盛期，但由於其生活根基多不在澳門，即使有生育意願，也極少選擇在澳門生育，珠海或其他內地城市成為更現實的選擇。因此，將這部分幾乎不貢獻本地出生人口的龐大群體納入計算分母，無疑會顯著拉低數值。若以真正生活在澳門的群體數字來看，可以有不同的認知。
公共設施的擠擁：遊客與跨境使用者帶來的壓力
回到核心悖論：既然出生人數減少，為何兒童設施卻愈發擁擠？答案同樣在於澳門的”流動性”。
澳門作為世界級旅遊中心，2025年訪澳旅客總數已超過4000萬人次，相當於每日有超過10萬名遊客停駐在這座小城。近年來，旅遊模式發生轉變，從過去以博彩為主的單一模式，轉向更多元化的深度遊和家庭遊。這些以家庭為單位的旅客不再僅僅流連於度假村，而是更傾向於探索本地社區，體驗市民的日常生活，免費的公共兒童遊樂設施自然成為熱門選項。此外，部分居住在珠海的外地僱員家庭，在週末或假日亦會帶同子女到澳門使用公共設施。這兩股流動人潮，疊加在本地居民的使用需求之上，共同造成了設施的高使用率和擁擠感。
對人口政策與城市規劃的啟示
這一悖論為政府制定長遠的人口政策與城市規劃提供了深刻的反思。若僅僅依據0.68這個數字來制定應對策略，其效果恐怕會大打折扣，因為它忽略了人口結構的特殊性與高流動性。
更具針對性的思考應當包括：精準識別政策對象，將人口政策聚焦於真正在澳門落地生根的居民家庭，回應其在房屋成本、育兒支援等方面的實際壓力；重新評估公共資源配置，在規劃公園、康樂設施及交通時，充分考慮外來流動人口對設施的額外需求，建立更能反映實際使用壓力的動態評估模型；以及深化區域合作，鑑於大量勞動力居住在珠海的現實，澳珠兩地在民生設施與社會服務上的協同規劃變得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澳門的低生育率是一個需要正視的挑戰，但將其簡單歸因為”全球最低”的標籤，可能會遮蔽問題的複雜性。這件關於出生人數與公園擁擠度的小事，如一面稜鏡，折射出澳門作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人口高速流動的微型經濟體的獨特面貌。只有對生育率有充分認知，對外來人口流動性有更深刻的分析，才能跳出數據的迷思，制定出真正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政策建議，最終促進澳門居民的長遠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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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