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觀影

　　 這一周我在港島西一家電影院看了兩部電影：一部是伊朗電影《純屬伊朗意外》，另一部是馬來西亞電影《地母》。前者涉及伊朗國內政治形勢，後者講述馬來西亞的種族衝突和土地利益爭奪的故事。《純屬伊朗意外》去年拿了康城影展金棕櫚獎，而《地母》也在金馬影展中奪得三個獎項，其中一項是最佳女主角獎。兩部電影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非常的本土化，兩位導演均在敘述自己的鄉土故事。

澳門人電影

　　上月底澳門和香港同時上映了兩部澳門女導演的作品：一是徐欣羡的《少女不一樣》，另外是黃婷婷的《幸運閣》。《少女不一樣》首先在澳門戀愛巷電影館試映三場，然後在3月5號進入香港的商業院線。該片的主線講述女性之間的愛情故事，由女主角的高中階段延伸至壯年期間的三段感情。《幸運閣》最近在香港K11的電影院舉行幾場謝票場，擴大宣傳效果。該片主要描寫兩婆孫的感情，以及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的複雜關係。我看電影首先留意故事結構，繼而是看演員的演技。除了《幸運閣》的婆婆一角由澳門的本地演員張惠卿扮演，上述兩片的演員大都是香港新一輩的年輕人。他們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牌演員，但具備專業的訓練，並且近年在不同的影展上嶄露頭角。

澳門的內容

　　這兩部電影講述本土故事，場景卻不單只局限在澳門。《幸運閣》大部分在澳門拍攝，也跨越至北京拍了幾場戲。《少女不一樣》由澳門出發，主線延伸至台灣和香港，是一個三城的故事，而三個地方的片長接近(香港部分相對短一些)。如何解釋這種澳門人拍澳門故事的現象呢？我們不能單從市場需求來解釋，因為澳門的小市場和觀眾人口不足以支撐一部電影的生產資金。電影需要故事，而導演往往會由個人的生活經驗中借鑒。上面提及的兩部電影--《少女不一樣》和《幸運閣》，他們的導演同樣由個人經歷中找尋電影故事的養分。另一個影響因素是贊助方的要求，這兩部電影由澳門文化單位和某些私人機構贊助拍攝。澳門機構出錢，要求影片講述澳門的故事似乎在所難免。無可否認，澳門故事擁有一定的傳奇性和吸引力，不然怎會出現《媽閣是座城》和《暗花之殺人條件》之類由外地拍攝的澳門故事。

女性電影？

　　在觀影的過程中，注意到幾位女性電影工作者的名字：《少女不一樣》的統籌謝家慧、導演徐欣羡、編劇之一的陳雅莉；《幸運閣》的導演黃婷婷。他們不約而同是女性，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在這種巧合之下，會不會出現某一種傾向？例如拍攝出比較女性化的電影，甚至是女性主義的電影？

　　白先勇的小說描寫眾多的女性，其細膩程度尤勝不少女性作者。我認為讀者不一定從作者的性別，或性取向來考慮作品的特徵。更加恰當的是從電影的內容來分析。從徐欣羨和黃婷婷拍攝的電影看，的確擁有女性特有的溫馨和細膩之處，特別是徐欣羡的電影容易令人聯繫到女性電影。她在2017年上映的作品《骨妹》中，表現出女性自主的思想。一位研究澳門電影的人對該片寫下這樣的評語： “《骨妹》整體架構是通過友情關係的描寫來抒發情感的表達，導演徐欣羨在與編劇歐健兒編寫劇本的時候希望將澳門本土最真實的人物情感表達，希望可以通過最真實的人物細節來展現最真實的澳門生活，在以詩詩為主線的人物展現過程中，將澳門人在回歸前後艱難的生活狀態展現。” 事隔8年，她拍攝的新作《少女不一樣》講述女同性戀者的愛情故事。倘若觀者不執著於同性戀的議題，可以將這電影看作是對個人意志的肯定；女主角順應了自己的選擇，拒絕任由別人擺佈。

　　機緣巧合，我最近看的兩部電影出自女導演之手。其實澳門的電影導演中不乏男性，例如周鉅宏拍了《見光》和《女神》。從1990年代至今，澳門逐漸培養出本土的電影導演和電影工作者。近年他們在澳門政府的資助下，加上商業資金的進入，終於有機會拍攝故事長片了。長遠而言，期望澳門的導演不單只能夠拍出澳門故事，更加可以拍出非澳門的故事。這將有利於澳門電影產業的發展，也符合廣大觀眾的欣賞口味。


□ 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