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韓國政壇腐敗弊案

期,韓國已執政四年的總統文在寅、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遭遇了一系列的醜聞、弊案和挫敗,出現巨大的執政危機,民意支持率跌至執政以來最低。距離下一屆韓國總統大選,還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韓國政壇危機不斷,包括爆出公務員及國有企業人員炒房炒地弊案,一批官員受到懲處,兩名涉案人自殺身亡,執政黨在韓國兩個最大城市(首爾、釜山)輸掉選舉,共同民主黨領導層集體辭職、向國民道歉,共同民主黨政治明星、首爾市長朴元淳因陷入醜聞自殺,等等。

  我曾撰文談過韓國公務員及國有企業人員炒房炒地弊案,今談談前首爾市長朴元淳因醜聞自殺事件。朴元淳是首爾歷任任期最長的市長(近9年),是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重量級的代表人物,他也被視為文在寅的接班人、問鼎下屆韓國總統大選的最大熱門。在席捲全球的女權運動「Me Too」運動中,其前任女秘書舉報朴元淳歷時數年對她持續性騷擾,最終朴元淳選擇自殺身亡。

以慘烈方式結束生命

  
雖說韓國政壇從不缺乏弊案醜聞,但以自殺如此慘烈的方式了結生命並不尋常,也並不多見。被視為「文在寅的接班人」的朴元淳自殺事件,可以說震驚韓國朝野上下。作為首爾自一九四五年設置市長職位以來歷任市長中任期最長的市長,兩度連任市長成功的執政黨政治明星,朴元淳在其第三任內自殺身亡,成為首爾歷任唯一在任期內去世的市長,這在韓國歷史上是首例,在世界範圍的首都行政長官歷史中也頗為罕見。該事件亦重創共同民主黨的形象,使該黨在剩餘不多的執政任期內愈發舉步維艱。

  市長任內政績形象俱佳的朴元淳之走上絕路,究竟是因自身行為不端,還是因為內心充溢著強烈的道德感和恥辱感,抑或成為韓國政黨政治、不同黨派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並無定論。但無論如何,各國都可從該事件中汲取教訓、反思體制。

  朴元淳自殺事件,讓人想起與他同屬一個政黨的前總統盧武鉉之死。二00九年五月,當時卸任才三個月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因遭受賄指控在住宅後山跳崖自盡,引起韓國及國際輿論震驚。朴元淳、盧武鉉之所以走向自殺之絕路,與韓國獨特的政治文化有關。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走上民主化之後,韓國政治體制對政府高級官員的行為、操守要求之高,堪稱民主國家少有,甚至達到了過於嚴苛的程度。

對在任高官的嚴格監督

  
在韓國,對於在任高官,有司法機制、國會和媒體的嚴格監督,更有反對黨放大鏡般的審視。對於卸任高官比如總統,卸任時會立即遭到有關的司法調查,其在總統任內的所有行為,都將事無巨細地接受有關方面的審查。反對黨絕不放過對手的任何一點哪怕細微的錯誤、失誤,而新聞傳媒無孔不入的調查、曝光更是接踵而來。一旦發現卸任高官或其親友,有任何貪腐或濫用職權的行為,獨立運作的司法機構就會啟動調查、起訴直至審判程序,由此不少高官鋃鐺入獄。

  在這種嚴格的反腐機制下,韓國總統幾乎成了地球上最難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一旦入主青瓦臺,要麽是任內被調查得焦頭爛額,要麽是卸任後獻身囹圄,甚至死於非命。

  觀看一九八0年代以來歷任韓國總統的命運,讓人不勝唏噓。

  八十年代的兩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卸任後被判死刑並處罰巨款,後改為終身監禁、有期徒刑。

  一九九0年代的總統金泳三、金大中,金泳三任內深陷韓寶非法貸款醜聞,其內閣總辭,多名閣員被捕入獄,其次子金賢哲遭判刑;金大中卸任後遭調查,其次子金弘業、三子金弘傑因受賄罪被判刑。

  二000年代的總統盧武鉉、李明博,盧武鉉遭受賄調查後自殺身亡,李明博因受賄、濫用職權、挪用公款等罪名,遭判處17年監禁和罰款。

  二0一0年代的總統朴槿惠、文在寅,朴槿惠因親信干政事件遭國會彈劾,成為韓國史上首位因彈劾而下臺的總統,後因受賄、濫權、脅迫、洩密等罪行遭判二十年監禁。

民主機制對反貪腐的成效

  
從韓國反腐等各種監督機制對總統絲毫不留情面的嚴格調查可看出,韓國的民主機制確實是富有成效的,該國的司法體制是獨立而公正的,這一點,尤其值得亞洲其他國家效仿和借鑒。鑒於大陸自廿一世紀伴隨經濟崛起之際,政界高官貪腐成風,執政黨最高層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幾乎不受制約,更應主動學習韓國的反腐做法、權力監督機制。所以說,一個國家究竟是「民不聊生」還是「官不聊生」,乃是判斷該國是專制還是民主、蒙昧還是文明的一項重要標準。

  十九世紀末,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說過一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一定導致腐敗。」這句名言接下來還有一句,「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幾乎從來都是壞人,就算他們施加的是影響而不是權威。」韓國民主化之後的監督體制,以及歷屆總統的不堪下場,可謂阿克頓勛爵上述名言的最佳註腳。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更是君臨天下,無從對其權力加以監督和約束。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大陸以來,對執政黨高層乃至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向來缺乏,執政掌權至死的毛澤東就曾對美國記者說過「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除了中央以外,對大陸各級黨政機關的一把手,長期以來欠缺監督和制衡的機制,以至於許多黨政機關的一把手成了單位的「土皇帝」。

大陸的一套反貪腐

  
再有,大陸官場素來有「刑不上常委」的說法,即不對涉入貪腐或濫權案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正國級領導人進行調查或審判,更別說追究最高領導人的法律責任了。至於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劉少奇、林彪,文革後遭審判的「四人幫」,乃是非正常狀態下政治鬥爭的需要,改革開放時期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的下臺,也是非正常狀態下因學生運動被趕下臺的,近年來在大陸反腐風暴中落馬的周永康,亦是權力鬥爭或政治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法治狀態下的正常辦案。

  所以說,在現代法治國家,必須對各級公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以一個優良的法治機制去約束擁有權力者、乃至最高領導人,並且讓各種權力之間進行相互制衡,因為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是靠不住的。朴元淳和盧武鉉有著韓國政治人物的強烈道德感和恥辱感,在涉案後自殺以謝國民,這種「知恥而後勇」的性格讓人唏噓亦令人心生欽佩。

  然而,當一個國家普遍道德淪喪、掌權的利益集團普遍缺乏羞恥感的時候,比如當代官場貪腐成風的大陸,僅僅是個別政治人物有道德和羞恥感是不管用的。寄希望於政治人物的道德反省和良心不安,實在是一種無力的期待。對付貪腐和濫權的舉措,仍然要靠法治和民主機制,以及公開透明的輿論和人文環境。

寫於二0二一年六月四日


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