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
談博愛座的荒謬

　　 日前，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成為港台，甚至 BBC 等國際媒體熱切報道的新聞焦點，在YouTube的點擊竟然超過兩千萬人次瀏覽。究其原委，不僅因畫面荒誕，更因其折射出「博愛座」制度的存廢困境。一名年逾七旬，在學術界被稱為「白髮魔女」的婦人，手持物品，目睹車廂內有其他空位不坐，偏要針對一位坐在博愛座的年輕人要求讓位，甚至以物擊人，最後被起飛腳，如電影動作畫面般被踢到對面的座位上。後經揭發，該名阿婆原來是一名慣犯，更是通緝在逃的盜竊犯。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讓座爭執，而是一場文化與規範的滑稽真人秀。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是否讓座」，而是「誰有資格要求讓座」，以及「讓座是否可以變成一種道德勒索」。從這場戲劇化衝突，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公共空間裡的潛規則，尤其是華人社會深植人心的「敬老博愛座文化」。

博愛座制度的初衷與變質

　　設立「博愛座」，又稱「優先座」或「愛心座」，原意極好，是社會對老弱婦孺殘障群體一種已經約定俗成的制度化同理心行為，為孕婦、傷殘者、體弱者、長者等在搭乘公共交通時能有更多保障。問題在於，當同理心一旦制度化，它也容易變成可惡的工具。一部份人開始將這樣的座位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尤其倚老賣老的長者視之為「專利」，甚而是「特權」，瞬間，這慷慨的善意變成「道德勒索」。

　　在台灣、香港、乃至澳門，對博愛座的道德期待特別高，導致兩種現象：其一是空座無人敢坐，其二是被要求讓座時可能要承受高壓審判。即使車已經開出，人擠人到快無立錐之地都好，車廂裡的博愛座仍然空無一人。正所謂「物盡其用」，但這些座位卻彷彿成了道德地雷陣，一旦坐下，便被怒目成「被審判者」，須時刻準備辯解：「我今天腳扭傷了」、「我剛做完化療」、「我昨天加班到凌晨三點」等等。

西方世界不是「老」就有特權

　　筆者幾年前到葡萄牙旅遊，在里斯本坐地鐵，就親身體驗過沒有「博愛座」仍然天下太平的局面。在那裡，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座位，理應主動開口，通常都會被接納，但亦有被拒絕的可能。這種文化下，沒有人因「年齡」而自動擁有優先權，也沒有人因「年輕」而被道德壓迫。

　　再舉一個例子，法國奉行「自由、平等、博愛」也充份展現博愛精神，要讓座可以，但是坐不坐由被讓座者自由意志決定，他開心就跟你說謝謝，不需要就拒絕你。巴黎地鐵、巴士也有「博愛座」，他們的讓座優先規則如下，乘客必須按先後順序禮讓：1.受軍事和戰爭所害之榮民；2.盲人；3.因公受傷造成的傷殘者；4.苦於站立的傷殘人士；5.孕婦；6.有四歲以下兒童陪同的人；7.難以站立但未明示的傷殘人士，或拿著卡片表明難以站立的人；8.七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列出的讓座順序，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竟然排在第九位，他們的共同特徵不是年齡，而是「站立困難」。這種制度設計不訴諸「道德高地」，而是實際需求。它提醒我們，不是因為你老，就一定應該坐；而是因為你「弱」，才應該被優先照顧。

　　與此相比，日本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卻極少有讓座的爭議。原因之一，是老人自許「老而彌堅」，不輕言需求幫助；更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氛圍尊重「自立」。在日本，許多年長者反而堅持站立，甚至主動把座位讓給比他們更虛弱的人，這種風氣與華人文化中對「年齡」的過度尊重形成強烈對比。
儒家倫理中，「敬老」是天經地義之事，但若敬愛來自強制壓迫，而非內化情感，那就不是尊重，而是壓迫。當「敬老」變成「威脅」、變成「動手動腳」的正當性工具，那麼這整套文化倫理就走偏了。

當車上大多數人都是老人
　「博愛座」不是變得更荒謬？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快速老化，日本高齡人口佔30%高居榜首，其實，其他國家亦不遑多讓。當大部份人都已經成為長者時，請問一輛巴士只有六到八個「博愛座」，又如何滿足大部份人的需要呢？那麼誰該讓座？誰該坐「博愛座」？年齡的特權還能成立嗎？況且，許多病弱的狀態並不明顯，難道要當事人舉牌，甚或像歐洲某些國家要在地鐵辦事處出示證明，然後在胸口貼一張明顯的標籤，才能安然就坐嗎？這凸顯出一個事實，用「身份」劃定讓座資格，在老齡化社會中，注定失效。只有回到「需求導向」，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合理、長久的優先制度。

後Z世代與旅客不讓座
　代際衝突的新火藥庫

　　隨著後Z世代（一九九五年後出生的一代）的過份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每天坐巴士，經常在上學及放學時段，很多學生都一屁股坐在「博愛座」位置上，或是專注撥手機，或是馬上補眠，管你用甚麼目光或語言教訓他們，一於懶理。後Z世代成長於數位化與社交媒體的世代，對於「道德壓力」的警覺性越來越薄弱，也更加不理傳統價值觀。他們傾向以個人實際需求來判斷是否讓座，而不是跟隨社會規範行事。但當這樣的觀念與老一輩「見到老人就讓座」的文化碰撞時，衝突自然產生。

　　澳門近年這類衝突尤為明顯。特別是在國慶黃金周、大型節慶期間，每天約有十六萬名來自內地的旅客入境，其中不少旅客為省錢、體驗在地文化而大量搭乘本地巴士。由於澳門巴士現已可以透過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工具付費，進一步鼓勵旅客使用公共交通，使本地居民與旅客在狹小車廂中頻繁碰撞。

　　許多後Z世代澳門年輕人表示，即使他們已經工作一整天身體疲憊，坐上「博愛座」也常遭遇外地長者旅客怒目看待，甚至直接開口要求讓位。特別是一些旅客將「博愛座」理解為「老人專座」，動輒以「你這麼年輕還不讓位給我？」質問之時，讓許多本地年輕人苦不堪言。

　　這其實是多重文化觀念與代際差異交疊的結果。一方面，旅客對當地公共交通規範理解有限，容易套用自身家鄉的習慣與道德標準；另一方面，年輕世代則希望以平等、理性、需求導向的原則來互動。這場對座位的爭奪，其實是文化自信與權利理解的試煉場。

法律無法解決的，靠什麼補足？

　　我們當然可以通過法律列明「博愛座不是強制讓座」，但真正有效的從來不是法條，而是社會規範的共識。法律是底線，道德是天花板，規範則是中間那張「無形之網」，是要透過教育、文化傳承與媒體輿論形成的社會共識，遠比法律強制更能促使人行善。

　　例如，若社會能普遍理解「讓座基於需求而非年齡」，那麼那怕站在「博愛座」前的是一位白髮蒼蒼但健步如飛的阿公，沒人會指責坐在座位上的青年。同樣，如果社會能接受一位疲憊青年理直氣壯地坐在「博愛座」上，也許長者就不再覺得「尊嚴被剝奪」。

　　讓「博愛座」回歸人性，而非制度。讓座的本質，是看見彼此的困難。台北捷運事件或許荒謬可笑，但它戳破了我們長久以來對「善」的幻想：不是每個長者都值得尊敬，也不是每個坐著的年輕人都冷血無情。

　　讓座，是出於理解而非恐懼；是出於關懷而非壓力。當我們把「博愛」還給人性，而非制度與標籤，那一張椅子，才不會成為格鬥場，而是真正的避風港。社會最終不是靠「讓座制度」來定義善良，而是每個人能否靜靜地問自己一句話：「我是否有能力，讓世界多一點體貼？」也許，這就夠了。

澳門尚欠一個最重要的搭車小貼士

　　習慣坐巴士的朋友，一定聽過巴士上經常播放的搭車小貼士，就是如果想坐那一路巴士，請提前揮手，好讓司機能及時靠站。筆者天天坐巴士，發現有比這個小貼士更重要的貼士，就是呼籲所有乘客拿出善意，慷慨讓座給更有需要的人，那怕不是「博愛座」也可以讓座。這個呼籲可以提醒後Z世代的學生，亦可以善意提醒來自四方的旅客。持續推動這樣的宣講，將有助於推動充滿善意與慷慨的讓座文化，亦讓人與人之間的善意交往更添美麗色彩，何樂而不為呢！


□ 蔡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