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守望者
德國哲學大師哈貝馬斯

　　 3月14日，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慕尼黑附近的家中逝世，享年96歲。在歐美知識界，哈貝馬斯是聲望極高的大師級人物。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將其稱為“最後一位理性主義者”，並評論說：“在我們這個逐漸陷入非理性、部落身份和鄙視精英的世界中，哈貝馬斯的死並不是一個章節的完結，而更像是一種燈盡油枯的結束。”

啟蒙繼承人

　　從二十世紀中以來，哈氏的名字就與法蘭克福學派——即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緊密相連。作為法蘭克福的第二代學者，哈貝馬斯的成長軌跡複雜。二戰期間，十幾歲的他曾短暫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最終避開了徵兵，並於1949年進入大學。1954年他在波恩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短暫從事新聞工作，發表文章嚴厲批評曾支持納粹的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試圖將哲學與政治切割的辯護。1964年，年僅35歲的哈貝馬斯出任社會研究所哲學與社會學講座教授；而在此之前，他已出版了其劃時代之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哈貝馬斯最為人熟知的，正是這本寫於1962年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其核心論點是：18世紀的歐洲，在資本主義興起與封建秩序瓦解的背景下，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逐漸形成，並由此催生出一種獨立的議政空間。早期的資產階級紳士們聚於咖啡館與文化沙龍，以平等公民的身份討論公共事務，在此過程中，“輿論”逐漸生成。

　　在理論層面，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民主正是依賴於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共領域——它既不屬於國家，也不受市場控制，而是一個讓公民通過辯論、憑借理性達成共識的空間。這無疑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民主理想。然而，在現實中，這一空間卻隨著大眾傳媒與代議制民主的發展而重新“封建化”，被各種利益穿透，最終與公眾漸行漸遠。

　　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這本書發出了與前輩不同的聲音。第一代學者代表人物西奧多·阿多諾和馬克斯·霍克海默在他們的名作《啟蒙辯證法》中認為，自歐洲啟蒙時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一路高舉著理性的旗幟，卻沒有將人類從暴力與愚昧中解放出來，反而製造出一種更加冷酷而高效的官僚體系，最終通向極權主義與大屠殺。在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看來，西方文明自古希臘以來所崇尚的理性，成了20世紀災難的“替罪羊”。

　　哈貝馬斯並未加入這一悲觀的合唱，相反，《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可以被讀作一種從“新左派”的絕望診斷中發出的希望之音：既然我們已經理解了公共領域如何淪落，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修復呢？ 但這一樂觀判斷並未贏得所有人認同。盡管哈貝馬斯提出的術語後來風靡英美學界，他仍飽受批評。最具代表性的批評來自女性主義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她指出，一個哈貝馬斯所講的開放、平等的公共領域從未真正存在過（從來都是少數受過良好教育並握有資產的男性而非多數社會成員能夠參加），遑論修復。費雷澤與許多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一致，認為眼前的現實中並不存在單一的公共領域，而是多個並存的“公共領域”；民主正是在這種多元而複雜的公共結構中運作，而不能依賴少數精英的共識。

歐盟“祖師爺”

　　不過，多重公共領域的存在，其實並未否定哈貝馬斯關於其運作機制與政治意義的理論。如果說歐洲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公共領域對於某些人來講不夠說服力，那?哈貝馬斯接下來在哲學層面上的掘進，則證明一件更加基本的事實：人類本質上是理性的存在。在1981年的《交往行為理論》中，哈貝馬斯提出：人類的溝通本身內含一種趨向互相理解的取向——當我們彼此交談時，實際上已經默認我們所說為真，並且期待達成某種共識。

　　這不僅是一種希望，更是一種立足於歷史與哲學的堅持。哈貝馬斯始終捍衛啟蒙的核心信念：人類是理性的，並且有能力通過溝通相互理解、趨向共識。這種“理性”，不同於法蘭克福學派前輩所批判的那種以支配與效率為導向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紮根於溝通之中的理性——這個可以說是哈貝馬斯窮盡一生去辯護的基本觀點。

　　更為難得的是，哈貝馬斯從來不是那種退守在大學、閉門書寫宏大理論的書齋哲學家。正如學者彼得·J·維羅夫塞克（Peter J. Verovsek）所言，他既是哲學家，也是公民。例如，面對戰後德國右翼史學家試圖“翻篇”，淡化歷史罪責的呼聲，哈貝馬斯多次撰文，堅決反對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屠殺從德國政治記憶的核心位置移除。在1989年德國統一之後，哈貝馬斯逐漸將目光轉向歐洲一體化。在1990年代的“後國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論述中，他將對歐盟的支持視為一種必要路徑——只有在超越民族國家的層面上，政治力量才可能重新對全球化經濟施加有效的約束。他的全球治理思維，成為歐盟建立的重要理論。

哈氏在中國

　　哈貝馬斯進入華文世界是在1980年代。當時“文革”剛剛結束，中國大陸逐步開放。哈貝馬斯關於“交往理性”、“公共領域”等概念從譯介的文章中開始進入學術詞彙。不過，由於當時剛剛對外開放，同時引入的西方思想非常多。當年哈氏的著作就是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以及十九世紀的心理分析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書同時在圖書市場上流通，被知識青年“一視同仁”看作是啟蒙陣營的思想資源，以此申張理性，對抗意識形態控制。

　　對哈貝馬斯更為嚴肅、系統的討論，要到1999年其著作以單行本譯介之後才真正開始。不過，隨著八十年代民主樂觀主義的消退，大陸知識界的語調也迅速轉向審慎乃至懷疑。儘管如此，哈貝馬斯的影響力卻在持續升溫，尤其是在他2001年訪問北京與上海之後。

　　根據澳大利亞學者黃樂嫣（Gloria Davis）的研究，哈貝馬斯在1990年代常被歸入“新左派”的理論陣營，被視為是延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批判市場力量加劇貧富懸殊、侵蝕文化價值。但是這種關聯其實源於一種模糊的理解——即將哈貝馬斯誤讀為主張“平等”優先於市場自由的“民主”。

　　更為常見的誤讀，是對“公共領域”概念的理解：這個原本以主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倫理為核心的抽象概念，往往被轉譯為具體的現實空間。於是，學界的討論常常圍繞類似問題展開：晚清民國時期的茶館或文化沙龍，是否可以被視為內地公共領域雛形？當代的城市居民小區呢？網絡論壇呢？

　　這些問題並非毫無價值。但就算不去研究歷史或現實細節，其實結論亦不難預見：在國家權力與市場力量長期缺乏明確法律邊界的情境下，對公共領域的哈貝馬斯式追尋，無異於緣木求魚。

最後的忠告

　　2022年，哈貝馬斯出版了他人生的最後一本書：《公共領域的衰落和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在書中，他批評了當下算法控制下的平臺傳播模式、意見趨同的“回音壁”現象、以及民主話語的碎片化等等。哈貝馬斯警告說：“如果不規範好這些數字平臺，讓它們繼續侵蝕公共生活，那?所謂的民主社會只會變成一個空殼。”在93歲高齡，哈貝馬斯彷彿和60年前出版第一本書時一樣，始終是理性先行——既不憤世嫉俗，亦無任何幻覺。


□  瑞秋

☆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1929-2026)(網絡圖片)		☆2002年，哈貝馬斯的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台灣出版(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