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8.8萬旅客同時湧進
一座只有68萬人的城市

　　 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點，我如常出發到燒灰爐巴士站坐車去皇朝廣場上運動課。豈料，巴士站沿路看過去法院，塞滿了車，當中以巴士最多，完全動彈不得。我唯有沿路走向巴掌圍站，看看路況是否會通暢一點，結果一樣。只好再往前走到亞馬喇前地，嚇然發現所有站頭都擠滿了人，粗略估算有上千人在等巴士。最後，我只好徒步走到皇朝廣場上課。

　　六點鐘下課後，在捐血中心上了MT5路巴士，打算在亞馬喇前地轉車到燒灰爐回家，驚訝地發現人潮比四點多的時候還要多，我不假思索地走路回家吃點東西。晚上七點半，我又站在燒灰爐站，想搭巴士到亞馬喇前地再轉車到?仔運動場上課，再次嚇然發現燒灰爐站沿路的車照樣塞滿。於是，再次徒步到亞馬喇前地，人潮依然。有上百內地旅客擠在3X站頭等車，突然，有一台從殷皇子開過來的3A巴士到站，本來站在3X站的人蜂擁過來，務必要擠上車，在你推我撞，完全不排隊的狀況下，語言與身體的衝突此起彼落。最後，我只好折返銀葵醫院門口，請來好友開車接載去?仔運動場上課。

　　筆者多年來都是坐巴士出行，出行路線幾乎天天都一樣，卻從未看過燒灰爐、巴掌圍到亞馬喇前地，有那麼多人要坐巴士，亦從未在亞馬喇前地看過如此多的人潮。那一夜，接到很多朋友的訊息，都有如此際遇，更甚的是，有朋友要徒步往返嘉樂庇總督大橋，才能上下班回家。更有朋友在社交平台上質問，我們交通部門是否活在另一個交通無比暢順的平行時空，竟然無視當晚澳門市民的出行苦況。如果說，一座城市的承載力是一條看不見卻實實在在存在的界線，那麼今年元旦，澳門無疑已經多次踩線，甚至越線而不自知。

　　根據治安警察局數據，元旦當日單日訪澳旅客達18.8萬人次，接近本地人口的三成。換言之，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澳門街頭每走三個人，便有一個是旅客。這個比例，對於一個土地面積僅33平方公里、公共交通高度集中於少數樞紐的城市而言，並非一個值得炫耀的「政績數字」，而是一道極為嚴峻的結構性考驗。問題從來不在於旅客來得多，而在於澳門是否有能力，亦是否有準備，承受如此高密度的流動人口？

68萬人口的小城
　真的撐得起18.8萬旅客嗎？

　　澳門的空間結構，本身就極為脆弱。半島路窄彎多，新口岸、皇朝、亞馬喇前地一帶長年已是交通瓶頸；輕軌尚未成網，巴士成為唯一大量承載旅客與居民的公共運輸工具。當旅客量處於日常水平，系統尚可勉力維持；一旦遇上節假日或大型活動，整個城市就像一條被瞬間注水的細管，立刻膨脹、阻塞，甚至破裂。

　　元旦當天的情況，並非偶發事故，而是一場可預期、卻沒有被妥善預備的壓力測試。18.8萬旅客不是臨時決定來澳，相關政策與通關安排早已釋放訊號；然而，交通部署、分流設計、巴士加班、即時資訊發布，卻顯然未能與旅客增幅成正比。

　　結果是什麼？不是旅客不便，而是居民生活被全面擠壓。如我所描述，平日半小時可完成的路程，變成一小時的徒步；本應準時抵達的課堂，只能靠雙腳硬撐；更甚者，有市民需徒步橫跨大橋上下班。這不是「少少不便」，而是對城市日常秩序的實質破壞。一座城市的韌性，不在於它能吸納多少人，而在於它在高峰時刻，是否仍能維持基本尊嚴與功能。

數字至上：當旅客再創新高，市民卻被迫讓路

　　近年澳門政府的旅遊敘事，有一個明顯傾向，皆以旅客數字作為唯一成功指標。「破紀錄」、「創新高」、「再上一層樓」，成為新聞稿中的關鍵詞；然而，這些數字背後，卻極少伴隨對城市生活質素的反思。當旅客量節節上升，政府似乎理所當然地假設，市民可以忍、可以讓、可以配合。這種思維，其實非常危險。因為它隱含了一個前設，本地居民的生活，是可以被不斷壓縮的彈性空間。塞車是應該的，等巴士是應份的，遲到是個人問題，徒步是「你自己選擇」。

　　當市民在社交平台質問「交通部門是否活在平行時空」，其實不是情緒發洩，而是一種深層的不被看見。政策制定者彷彿只看見入境數字，卻看不見街頭正在發生的生活現實。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旅客優先」的邏輯，並非透過明文政策表述，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際體驗被證實。市民逐漸明白，在節假日，城市不屬於我們。長此以往，城市的歸屬感將被侵蝕，居民對公共政策的信任亦會逐步流失。

亮麗的旅客數字，真的帶來對等的經濟回報嗎？

　　支持旅客高增長的其中一個主要論據，是「經濟效益」。然而，若細看數據，這個論據其實並不穩固。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不過夜旅客增幅遠高於留宿旅客；內地個人遊與「一周一行」、「一簽多行」旅客數量大增，卻未必轉化為高消費。換言之，人多了，但錢未必多了。

　　博彩股股價短期向好，固然可作為市場情緒指標，但它能否長期回饋本地就業、薪酬、公共服務，仍有極大疑問。更何況，博彩收入的結構性集中，令大部分中小企只能分得零星人流紅利，卻要共同承受交通、租金、勞動力競爭的成本上升。若市民為了18.8萬旅客，付出的是時間、體力、情緒與生活品質，而換來的，只是新聞稿上的「亮麗成績」，那麼這筆帳，怎樣算都不划算。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來了多少人」，而是這些人，為城市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提升旅遊與生活素質：澳門必須走出「量的迷思」

　　澳門並非不需要旅遊，而是不能只要旅遊的「量」。提升旅遊及居民生活素質，關鍵不在於更多政策口號，而在於三個實質轉向：第一，由「通關導向」轉為「承載導向」。旅客政策必須以城市承載力為前提，而非事後補救。節假日應設明確人流預警與分流機制，而非任由旅客集中湧入核心區。第二，公共交通優先保障居民基本出行權。可考慮在高峰期設居民專線、加密短途巴士，甚至以科技手段區分通勤與旅遊需求，避免兩者在同一節點正面衝突。第三，重塑旅遊定位，從「快進快出」走向「深度停留」。與其追求單日破紀錄，不如提升留宿率、文化消費比例，讓旅遊真正成為城市的養分，而非負擔。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跳出既有套路，承認一個事實，城市不是景點的附屬品，市民也不是旅遊業的配角。

　　再回到經濟層面，旅客數字的確為部分行業帶來短期熱鬧，但我們亦必須誠實面對，熱鬧未必等於普惠。當不過夜旅客比例持續上升，消費集中於少數大型綜合體與連鎖品牌，中小商戶、社區經濟能分得的，其實十分有限；反而，租金上升、交通擠塞、人力成本增加，卻是全體市民共同承擔的「外部成本」。這種「收益集中、成本分散」的結構，若長期存在，只會加劇社會的不平衡感。

　　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城市過度依賴旅遊與博彩作為經濟引擎，政策想像空間便會被進一步壓縮。任何質疑旅客增長速度的聲音，都容易被標籤為「阻礙發展」、「不切實際」，而忽略了真正不切實際的，或許是對城市無限承載的幻想。不只是空間安排，更是一種治理態度。當政策願意為市民留下一點呼吸的空間，旅遊才有可能真正走得長遠。否則，今天刷新的是人潮紀錄，明天流失的，可能就是這座城市最珍貴的人心。

　　當官員口中談的是「旅客增長動能」、「消費市場回暖」、「整體氣氛良好」，市民心中想的卻是「今天還能不能準時回家」、「要不要乾脆放棄外出」、「節假日是不是最好留在屋企」。這種斷裂，會慢慢消磨市民對公共事務的認同與關心，也會令政策失去應有的社會基礎。

　　一座城市若長期依賴市民的忍耐來維持運作，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政府需要清楚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澳門是一座宜居的城市嗎？若答案仍然含糊，政策便只能在短期應變中反覆打轉；若答案是確定，那麼所有旅遊政策，就必須以不犧牲市民基本生活節奏為前提。


□ 蔡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