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長留,節義不朽
—敬悼華裔歷史學者余英時教授

月初,正是今年夏天最為炎熱之際,在北美《世界日報》上,突然讀到華人歷史學者、前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在美國普林斯頓寓所辭世的消息。獲悉此消息時,雖然知道世人都擺脫不了生老病死、古往今來人人皆有一死,且余先生是以九十一歲高齡在睡夢中無病無痛安祥離世的,屬於華人心目中的喜喪,但我仍然感到驚愕、悲傷和不捨。以至於接下來的幾天,我時常感到悵然若失,諸多難以言說的、不遂心的情緒彌漫在心間,真是思緒萬千,倍感失落。

緬懷紀念史學泰斗

  
轉眼間,余先生已經離開兩個月,如今美國中部已入秋了。在這個初秋時節,感覺陣陣秋天的涼意襲來,遂決定寫下一點對余先生學術、思想、公共評論和人格氣節、獨立人格的淺薄理解和感受,作為一個後學對余先生的緬懷和紀念。

  作為一個非史學專業的後學,我無力從專業角度評說余先生龐大精深的學術著作,這超出了我的能力。但因為自小喜愛歷史,後來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公共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所以在我平生汲取的思想文化資源中,余英時這個名字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在我的閱讀生涯中會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接觸到余先生的文字、思想。久而久之,余先生的文字思想和人格節操,在我心埵據了重要的一隅之地,成為陪伴和激勵我前行的一脈文化思想資源。本文只想從個人閱讀和感知的角度,淺談一點對余先生其人其文的個人感悟。

  記不清最初讀到余先生的文字是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著作,也記不得是哪一年了。這些年來,粗略讀過余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從“思想史上的胡適”角度談胡適、評“錢穆與中國學術”、談論“中國思想傳統及文化史”、提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著作文章、或專著中的論文,此外,零零碎碎地讀過余先生的一些學術文章、政論文章、序文、訪談、回憶文章等。

反對把儒家文化和落後作聯繫

  
這堬L談幾點余先生學術觀點予我以裨益或衝擊之處。五四以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受到激烈抨擊,許多人認為中國欲進步,須拋棄“落後”的傳統文化。余先生反對把儒家文化和落後聯繫在一起,他認為儒家思想並不是反現代化的,相反,儒家思想是中國追求民主、自由重要的資源;余先生認同老師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努力,但擯棄了大中華、大一統的意識形態,而眷戀傳統中國的鄉土社會、民間社會。

  臺灣歷史學者潘光哲推崇余先生是“有尊嚴的知識人”,認為“余英時的人生旅程,絕對不是汲汲營營只為著述藏諸名山而苦守書齋者流,可堪比擬。”回顧余先生的著述生涯,其浩瀚的學術著作和論文,並非其他學界人士標榜的“純學術”、只為了營生和名利之用途,而是寄託了他的全部信念、理想、價值觀和責任感,以至於其著述字埵瘨§`帶有飽滿的情感。余先生對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有一種“溫情”和“同情”,固然是受到了他的老師錢穆的影響,但這份情愫,也與他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

  原因是,他童年時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生活了九年,親身體驗了尚未近代化的中國原始的、靠家族族規維繫人們關 繫的農村生活,見證了中國最後的農業文明和傳統鄉村的淳樸;自五十年代起身處香港和海外,他對大陸極左意識形態的封閉體系的彌漫而憤懣,對大陸殘酷的政治運動不斷地摧殘中國傳統文化而憂心忡忡。

政論觀點淺顯易懂

  
如果說余先生許多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觀點,對很多人來說頗為深奧、難懂的話,那麽他的政論文章、政治評論觀點則是淺顯易懂,理解起來毫不費力,其態度和立場更是一目了然。雖說余先生本身是一位專注於教書、撰述的純粹學者,但其內心始終有著強烈的公共情懷、社會責任感,他欣賞並繼承了中國傳統“士”階層用“道統”對抗“政統”的傳統,學習並踐行西方知識分子扮演的“社會的良心”的角色、及成為“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余先生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他不會直接投身政治,但在面對公共事務時絕不回避,而是挺身而出,直斥弊政,勇於道義擔當。

  余先生在臺灣兩蔣威權時代常發表政論文章,為黨外民主運動發聲,批評當局壓制自由人權,呼籲執政當局結束威權和開啟民主政治,聲援1979年美麗島事件。為此,他開罪於國民黨當局,在195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邀請他擔任訪問學人時,臺灣當局認為他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拒絕發給他中華民國護照,他只得經香港律師樓發給“無國籍人士”證明書,然後美國領事館得以發給他簽證赴美。八十年代以後,余先生時常對大陸的社會和政治狀況提出敏銳的觀察和尖銳的批評,此後或發表政論文章,或接受港臺海外媒體訪談,或發表聲明,針砭大陸時弊,批評北京當局全能統治和侵犯人權。他對毛澤東以降的歷代領導人及其背靠的制度進行剖析,他針對六四事件、臺灣太陽花學運、香港反送中運動作出聲援,支持大陸公民社會和異議人士,其道德勇氣堪稱“以一人抵一國”。

一以貫之批判專權政治

  
身居海外包括港澳臺的華裔學者有如過江之鯽,擁有很高學術聲望和地位的也不在少數,但放眼海外之華文世界,可以說很少有人像余英時這樣長期一以貫之地批判專權政治,呼喚自由民主,勇於為民發聲。長期以來,其他許多的海外著名學者、名校教授,在面對大陸的專權體制和弊政逆施時,選擇視而不見或保持“聰明”的沉默,甚至會為專權體制作鼓吹手。因為一旦批評大陸,就會損失巨大的利益,比如著述不能出版,失去訪問講學的機會,也即失去這個華文世界最大的市場。

  余先生與他們不同。長期執教美國高校的他,勇於批判中國大陸的全能集權體制,他當然知道,批判中國大陸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對大陸體制和弊政的批評,導致其著作被北京中宣部下令封殺,即使已經出版的、在網上銷售的也都全部下架。大陸有關方面曾經通過各種渠道傳話於他,歡迎他回大陸或走走看看,或去高校訪問演講,政府亦可以修繕他在安徽老家的祖屋。他拒絕了各種的利誘,高聲宣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堙A中國文化就在哪堙芋A讓北京幾乎無往不利的“統戰”手法,在他面前敗下陣來。
寫到這,我的腦海中倏地浮過八個字,那是“文章長留,節義不朽”。如今余先生的肉身已化為塵土,融入大地,但他的著作文章、節義人格,有如歷經烈火鍛造的精金美玉,定然永不見朽,長存於世,在歷史長河中發出琱[的燦爛與光華。

寫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


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