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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利用閒暇時間翻閱放在書架上一段日子，又很想讀的幾本書，分別是《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Roque Choi-Um Homen dois sistemas、Macau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25testemunhos，以及一本涉及末代澳督韋奇立的新書Macau: A Ùltima Transição, Vasco Rocha Vieira(1991-1999)。 上述四本書的出版時間跨越30年，第一本在1995年出版，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傑出作品；最後一本在去年底才面世，專門介紹韋奇立總督執政九年的細節。 當目光在紙頁上不斷遊走之際，我再次記起那句中學階段聽了無數次的話 “開卷有益”。原來葡萄牙人類學家賈淵早在30年前已經提出界定澳門土生的三項導標(vectors)；本土作家Cecilia Jorge 在她書中為讀者展示了崔樂其作為天主教徒的一面；葡萄牙前總統Anibal Cavaco Silva(施華高)在他的文章中提及，在葡、中談判前夕在里斯本接見崔樂其的舊事，而最近出版的Macau: A Ùltima Transição則讓讀者獲悉很多之前不為人知的政治決策細節。 三位澳督舉足輕重 歷史長河從來不可能被抽刀斷水，回歸後的澳門是之前的延續，而澳葡統治期的關鍵時間是回歸前的25年(1974-1999)。在這25年內曾經有6位澳督管治過澳門，他們是李安道、伊芝迪、高斯達、馬俊賢、文禮治和韋奇立。他們當中以李安道、高斯達和韋奇立的管治對本澳產生比較大的影響。李安道是革命後的年輕總督，推動公務員澳門化和大力促成澳門組織章程的制定和落實。高斯達推動行政部門的現代化，又大膽地解散立法會，打擊土生的政治勢力。韋奇立是末代澳督，面對政權移交的千頭萬緒。上述三位總督每一位都是充滿故事的人物。 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爆發少強派軍人策劃的非暴力革命。這革命改變了葡國人的命運，也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澳門的歷史軌跡。推動澳門系列變革的推手和執行者是李安道，他當總督時我還是個中學生。我沒有機會親身接觸其人，僅有緣分在議事亭前地遇上他和太太在散步，旁邊沒有官員陪同，也沒有保鏢。一提起李安道，有兩個重點是常常聽見的：年輕的少強派軍官和澳門組織章程的推手。在閱讀澳廣視前行政總裁馮嘉汶所策劃的書籍Macau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25testemunhos內李安道的文章時，卻有另一個新的收穫。 前途未卜 李安道是在1974年11月19日抵澳履新。讀者嘗試易地而處的思考他的處境：權力來源的葡萄牙剛經歷了不流血革命，而澳門背後的中國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兩場革命的浪花無可避免地沖刷了澳門。面對著歷史大潮的李安道剛剛抵澳，他視什麼為首要的工作呢？ 根據李安道的文章，他當年面對七件優先需要處理的事情：一、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二、增加政府收入；三、澳門整體規劃和發展海島市；四、建立一間大學；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六、委任新的天主教主教；七、任用澳門人做各部門主管。上述目標分別是新政府近期和中期的任務，明顯地大部分均逼近眉睫。在這七項任務中有一項叫我感到有點意外，就是新主教的任命。澳門教區是羅馬教會轄下的，委任主教的權力在教宗。沒有想到，連委任澳門天主教教區主教一事澳督都要操心，故此將李安道文章部分內容和讀者分享。 澳門首位華人主教 自從葡籍的戴維理主教(D. Paulo Tavares)在1973年去世，澳門天主教教區主教一職懸空。李安道抵澳後面對著一個日子，大約一年半之後(1976年4月23日)便是澳門天主教教區成立四百週年的日子。於是李安道總督在1975年夏在葡國相關部長的支持下，主動聯絡在台北的總主教Monsenhor Thomas White來澳商討此事。之後，澳督又接見了阿速爾群島的紅衣主教Padre Agnelo Ross。當時他們談及兩位可能的人選：一位是阿速爾群島的Padre
Arquiminio(高秉常神父)，另一位是華裔的林家駿神父。當時香港的主教經已是華人，澳門傳統上是由葡國人當主教的。在葡國革命後的新形勢下會否改變呢？Agnelo Ross紅衣主教建議聽取民眾的意見，李安道回答說，他可以瞭解葡人社群的意願，但華人的想法則需要接觸華人的代表。結果出人意外，華人社群也希望委任一位葡萄牙籍的主教。得悉民意後，澳督致函羅馬教廷傳遞民意，表示接受教廷的決定，因為作為一個普世教會，最重要的是在1976年1月23日之前委出新的澳門教區主教，而不論其種族。終於在1976年1月21日，里斯本和梵蒂岡同步公布任命Padre Arquiminio(高秉常神父)成為澳門天主教教區的新主教，解決了在澳門教區成立四百週年之際，職位懸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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