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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教育部公開的一組數據顯示，2025年內地出國留學人數為57.06萬人，較2019年70.35萬人的歷史高點下降近20%，規模回落至2016年前後。 自從1978年底改革開放之後一路上升的中國留學熱潮，正在逐步退燒—其中以多年來作為第一目的地的美國最為明顯。從2019-2020學年至2023-2024學年，中國在美國留學生人數連續四年下降，從37.3萬減少到27.74萬，幾乎回落了三分之一。但與此同時，2024-2025學年的美國國際留學生人數增長了5%，不單超過了疫情前水平，更是衝到了近年最高的一百萬人數(1,117,766人)。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印度。2023年，印度成為在美留學生的最大生源地，在美留學生數量為33.2萬，占去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29.4%。這是2009年以來，印度在美留學生人數首次趕超中國。1
還記得21世紀初，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WTO)不久，經濟形勢向好。大學生對外語、外貿專業追捧熱度高居不下。記得有年廣州中山大學校慶，外語學院門口放了一塊巨大的留言板，寫滿了返校校友留給師弟師妹們的“人生貼士”。其中一句，令我這個路過的中文系學生印象深刻：“學好外語就有飯吃！” 可惜當時沒有智能手機，未能及時留下這句充滿“世紀初樂觀情緒”的筆跡和豪情。在當時，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相對容易。即便是“911”之後簽證短暫收緊了幾年，美國依然是中國留學生的不二之選。大二那年暑假，在迅速崛起的外語培訓機構“新東方”暑假課程班，我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500多個大學生擠在北京郊區一間巨大的中學教室裏，遠遠望著一位清華大學畢業的年輕老師激情四射地講解GRE（美國研究生院入學考試）的邏輯題。新東方的創辦人俞敏洪是一位從北京大學辭職“下海”的英語老師，依靠狂飆突進式的大班課、開分校，十三年就將新東方打造成爲一家在紐約上市的公司。 鏡頭移去大洋彼岸的美洲。2000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從中國只招了37個本科生，649個研究生。2015年，這個數字分別是2898和1973人，形成近五千人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在全美高校中名列第一。為此，美國高等教育雜誌Inside
Higher Ed刊登了一篇题为《伊利諾州的中國大學》的長篇報道。文中提到，不少像UIUC這樣的美國公立大學由於政府削減資金，轉而大力招收付得起高額學費的海外本科生群體。十五年間增長70倍的中國本科生數字，很難完全用校方所講的加強“多元化”來解釋。事實上，文章作者採訪了大量中國的本科生，普遍反映融入本地校園困難重重，很多時候都只能留在中國人的交友圈。
放入更加廣闊的近代史來看，2005年至2019年的赴美留學高峰，其實是150年來中國學生的“第四波”留學浪潮。1872年到1875年，120個清朝幼童從上海出發，背負著學習西方技術以報效國家的朝廷使命落地加州的三藩市。不過，這個晚清政府推動的留美學童計劃非常短命。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暫停華人移民，將華人勞工拒之美國之外長達十年。雖然留美學童並不是排華情緒的眾矢之的，但在清廷保守勢力的壓力之下，在1881年就提前回國
。 20世紀初的清政府，風雨飄搖。義和團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後，八國聯軍借機占領北京。李鴻章被逼簽訂了向十四國賠償的《辛丑條約》，即「庚子賠款」。1909年，美國提出退還部分庚子賠款，方式是資助中國學生留美。隨後，清華學堂在1911年成立，成為留美預備學堂。截至1949年，中華民國在四十年間總共送出了一萬七千名學生--這是赴美留學的第二波。這批人當中包括了後來成為北大校長的梅貽琦、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和自由主義學者胡適，可為碩果累累。 不過，“第二波”留美計劃隨著冷戰開始嘎然而止。在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政策之下，留美學生被看作是潛在的共產黨員而備受監視。1951年，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就有11位中國的基督教小組成員被警方認為是“赤色滲透”，遭到逮捕收監。直到1965年，美國才終止了亞洲移民的限額，為延續半個多世紀的排華政策畫上句號。 然而，中國內地要等到“文革”結束、鄧小平掌權，與西方對抗的極左政策才逐漸鬆綁。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聽取清華大學的工作彙報時，明確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出國留學，再次被看作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1979年元旦，距離中美建交還有5天，52名公派留學生就搭上了飛往美國的班機。第三次留學潮正式開始。 不過，八十年代的留學還是以公派生為主，亦一些有海外關係的廣東、福建年輕人，找到親朋好友擔保出國。1981年12月，托福考試在北京、上海、廣州落地，第一場考生共732人，報名費為29元人民幣。當時，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1元人民幣。考生使用的鉛筆、橡皮擦和筆刨，竟然是與試卷一同從美國空運而來，每一支鉛筆上都印有“TOEFL”的字眼，非常矜貴。原因是主辦方擔心中國的鉛筆色度不足，會影響電腦改卷的準確性；而進口橡皮擦不會令試卷變黑，令電腦判定發生偏差。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允許1990年4月12日前到美國的中國公民獲得“綠卡”。超過5萬人由此獲得長期居留權，大部分留在了美國。到了1996年，中國留美學生人數正式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留學生的第一大群體（在2002年被印度反超）。 最近的一次留美熱潮出現在2005年之後--更加確切來講，應該是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開始了歷史上最讓人驚嘆的增長期。先富起來的內地中產家庭開始為兒女的海外教育豪擲萬金。自費留學和低齡化漸成主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討論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漸漸成了中產家庭保障下一代階層地位的教育投資。 轉變期望 自疫情以來，留美學生減少的另一個趨勢，是中國留學生的回國意願亦顯著增強。2023、2024、2025年的留學生回國人數分別為41.56萬、49.5萬和53.56萬人，數字不斷攀升。據教育部最新統計，1978年至2025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數累計達946萬人，801萬人完成學業，其中逾87%的人選擇回中國發展。出國留學，可能不再是“降落傘”式的移民跳板。 不僅如此，中國留學生在外界眼中的印象亦經歷了不少變化：坐在圖書館裏努力過度的優等生，無法融入社交生活的書呆子，逃避國內高考、開豪車的“富二代”……無可否認，比起八十年代依賴政府資助的公派生，第四波留美學生往往來自更為富裕的家庭。甚至，新一代內地留學生發現美國許多地方的基礎設施、生活便利方面“落後”於中國，亦難怪移民、出國“鍍金”的論調日漸褪色。很多年輕一代留學生比起他們的前輩更為愛國，亦對種族歧視更為敏感。 然而，2018年以來，隨著中美關系惡化、留學和工作簽證政策收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處境卻比20年前更為逼仄。加之美國政治及社會撕裂嚴重，不少學生對留在美國發展的熱望減退—畢竟，2026年中國學生的平均留學預算達到60.5萬元人民幣，創12年新高。在國內失業率高企的背景下，“留學”對很多家庭來講已是一門高風險投資。但站在中美交流的百年歷史來看，這難免令人唏噓。 □ 撰文：瑞秋 11871年，經容閎提議，李鴻章、曾國藩等人向清廷建議，自次年起，分4次向美國派遣幼童在美國學習。後來，清政府內部的保守勢力以“沾染西俗、離經叛道”為由，於1881年下令召回所有留學生。 □ 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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