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AI不會做功課，點算好？
「老師，我唔係唔識做，只係搵AI幫手?。」這句話，近一年在校園裏愈來愈常聽見。當AI成為搜尋引擎、補習老師、寫作助手、解題拍檔，學生忽然發現，原來功課可以更快、更齊整、更貼近老師的「標準答案」。但同一時間，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亦悄然浮現，如果沒有AI，從博士生到小學生是否還會做功課？
團結香港基金的調查顯示，逾九成師生已使用AI工具，近四分之一學生更坦言「沒有AI難以完成功課」。這並非單一學生的懶惰問題，而是一場結構性的教育震盪。AI不是偶然「闖入」校園，而是在人類社會高度數碼化、績效化、工具理性主導下，順理成章且昂首闊步「駕臨」到教育現場，被一眾莘莘學子「頂禮膜拜」。請睜眼看清楚，它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解放教與學，也可能侵蝕教育學的根基。
AI為何必然「駕臨」到校園？
若只把學生「依賴AI」歸咎為自律不足，無異於本末倒置，忽略整個制度的壓力來源。政府、辦學團體、教師、家長，甚至學生都必須直面鐵一般的教育現實，就是從來教師佈置的功課本身早已經有標準答案可尋，學生只要輕按鍵盤，答案立馬盡現眼前。在高密度評核、標準答案主導的制度下，功課的功能往往不是幫助教師開發學生的潛能，亦不是有助於學生學會思考，而是心照不宣的為完成任務而已。當作業只剩下「交得準時、格式正確、內容齊全、答案無誤」時，AI自然成為最有效率的工具。客觀事實，學生每天的功課量多如雪片飛來，他們不是不想學，而是被訓練成高效完成交功課的人肉機器罷了。
再者，近年，政府大力推行多元實作的教學，試圖激發學生的創意潛能，隨之而來的就是多元實作評量，即是說教師除了要給傳統的搬字過紙的功課外，還要佈置很多個人及小組的報告，如中文老師教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除了背默課文、背註釋、還要寫個人心得，更要透過看似很有深度很有創意的報告，甚至鼓勵學生思緒飛揚，憑空穿越時空，讓學生以身為陶淵明的心境去撰寫報告。更誇張的，有學校甚至要學生將課文改寫為一個劇本，在教室內透過角色扮演來完成所有功課。
對學習能力較弱、語文表達不足、家庭支援有限的學生而言，AI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它能即時解釋、重寫、整理、做簡報、甚至生成AI圖像，總之，老師要給多，學生都能一一滿足。事實上，有了AI，沒條件沒經濟實力的學生終於跟得上，在某些情況下，AI甚至比課後補習更公平、更便宜、要因材施教，要何種程度的答案都絕對做到。
普遍而言，香港小學教師每週約29節，中學教師約20至28節，若擔任班主任或兼任行政職務，可能稍有減免。上述調查顯示，有57%教師使用AI作教學輔助，26%用於行政處理，這不是教師「偷懶」，而是回應沉重文書、備課、評估等非教學工作而來的壓力的生存策略。當一個制度本身壓榨人力，AI自然成為減壓的重要出口。換言之，AI入侵校園，並非學生道德墮落，而是教育結構出現重大漏洞的惡果。
雙刃劍的另一面：AI如何削弱學習能力？
然而，理解不等於縱容。AI若缺乏邊界，確實可能對學習造成深層傷害。71%教師擔心學生解難能力下降，這並非杞人憂天。當學生習慣「先問AI，再理解」，思考順序被顛倒，認知肌肉便會退化。長此以往，學生可能只懂選擇提示詞，卻不懂拆解問題，事無大小，功課無論難易，一於少理，都投靠AI了事。
很多學生都害怕學英語，而英語是所有學校設置的主科，但又是許多學生不及格的主科。近年，在許多大學課堂裡，教授雖然用英語教學，可是，許多聽不懂或聽不及的學生頭戴一個像耳機的翻譯器，就能做到一邊聽一邊傳譯的效果。於是，很多學生誤以為以後靠手機或耳機，就可以不再需要學外語了。
其實，許多文字有辦法直翻，是因為兩種文化都有特定的文字來描述同一件事物。比如中文的紅色，英文的Red，兩者指涉的都是同一種顏色。如若遇到僅存在其中一種文化的事物，要想準確翻譯便十分困難。此時往往會需要比喻，或者利用情境來讓人達到接近相同的理解程度。正因為有文化差異，世上便沒有完美的翻譯。
就好比有時讀完中譯本，再回過頭去讀原文書，常常會覺得中譯本詞不達意，甚至誤譯。一方面是譯者的用字遣詞，即便同為母語使用者，卻也有不同的語言習慣；另一方面是讀者自身對外語原文的認知程度，導致最後讀起來的語感會有所差異。
既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翻譯，那麼人類創造的AI自然也不可能做得到。如果僅是問路或是日常聊天，稍微有翻譯上的瑕疵導致理解落差，或許無傷大雅。但若是牽涉到語文學習，又或是跨領域學習，些微的差異就可能引發不必要的對立。AI不會完美，也因此我們不能過度依賴。
一個人如果沒有學過外語，便無法判斷AI翻譯的準確性。如果沒有察覺翻譯上的瑕疵，便可能往錯誤的方向理解。此外，學語言不僅僅只是翻譯，更能從學習過程中連同文化知識一同輸入。例如日文的敬語文化，語言上有其文法，但更多的是了解在什麼場合跟什麼對象交談時使用。法語和德語也有較正式得體的用法，也需要在特定場合才能使用。在澳門，公立學校有教葡語，亦有許多朋友課餘學葡語。在葡語中，每一個名詞都有一定的屬性，簡稱性（género），它們主要分為陰性、陽性，另外還有雙性名詞、共性名詞和通性名詞。單單是陰性陽性已讓許多學生苦惱不已。科技固然可以帶來便利性，但學習語言仍然十分重要。我們主導科技，而非讓科技主導我們。
AI可能加重教師壓力，學生批判思維被「即食答案」取代
諷刺的是，AI本來被寄望「減輕教師負擔」，但在缺乏清晰政策下，反而可能增加壓力。教師需花額外時間分辨學生作品是否「AI代勞」；評估方式需重新設計，卻缺乏專業支援；家長、校方、社會對教師的道德期待提高，但制度配套不足。當83%教師曾接受培訓，但自評熟練度僅5分，反映問題不在「是否培訓」，而在於缺乏一個可操作、可落地的教學應用框架。
AI擅長生成看似合理、語言流暢的內容，但不保證正確、更不提供價值判斷。若學生未經訓練便全盤接收，批判性閱讀能力將被削弱，甚至出現「AI說的就是對的」的權威迷思。必須注意的現實，AI生成內容往往趨向主流、穩妥、可預測。當學生以AI作為創作起點而非參考工具，作品容易流於模板化，久而久之，學生會忘記如何冒險，如何吸取犯錯的教訓，更遑論如何發展個人風格。
各國如何應對不受控制的AI浪潮
放眼國際，各地已逐步從「禁止AI」轉向「規範使用」。芬蘭、愛沙尼亞等國將AI素養納入基礎教育，教學生理解演算法、偏誤與倫理。新加坡推出全國AI教育藍圖，明確區分「可用」與「不可用」場景。英國部分學校重新設計評估，增加口試、歷程檔案、即場創作。美國由學校層面制定AI使用守則，強調透明披露與學術誠信。共同點只有一個，就是AI不是被妖魔化，而是被教育化。
AI時代，家長若只關心「有冇作弊」，而不理解工具本身，等同拱手把孩子交給AI全盤掌控。事實上，家長可以善意了解孩子正在使用甚麼AI、用來做甚麼？亦可以以創造空間，與孩子討論「為何用、何時不用、用了有何得失」；當然，家長亦應該扮演價值引導者，讓孩子明白，學習不只是交功課，而是建立能力與人格。
學生最需要學的，不是「禁用AI」，而是妥善使用AI，好讓AI成為幫手。譬如經常問是否已多方嘗試不解才尋求AI幫手？AI給我的是唯一標準答案，還是給我廣闊的思路？若不用AI，我是否仍能解釋自己的想法？真正的自律使用AI是保留思考的主導權。
教育的終極目的，從來是培養即使沒有工具，也懂得思考、判斷、創造的人。若有一天，學生真的覺得「沒AI就做不到功課」，那麼失敗的，不只是學生，而是整個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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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又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