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選時慷慨激昂
上任後悄悄食言

  目前澳門博彩業的困境,看似是因為發生了新冠疫情的緣故,但其實「澳門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搞博彩業了」,以及「內地立法打擊跨境賭博」,都不是因為新冠疫情的原因。因此可以說目前澳門博彩業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源於特區成立之初當時的特區政府為打破幸運博彩業的壟斷經營狀況而進行的「開放賭權」。當時的特區政府為該次「開放賭權」而量身定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六/二零零一號法律」即《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中的第七條第二款為「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之批給至多為三個」,因此當時的特區政府對「開放賭權」所設想的應該就是最多只發放三個賭牌。但後來陰差陽錯,該次「賭權開放」實際發出了「三正三副」六個賭牌,那可能是誘使「澳門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搞博彩業了」以及迫使「內地立法打擊跨境賭博」的主要原因,也是那一句「細路仔做大人嘢」被說出來的主要背景。當然本文現在再提及此事,並不是想再追究「細路仔」的責任,而是想提醒本澳各界,應該想方設法將賭牌數量降下來,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筆者這些年在本欄目文章中,也多次提議本澳應借賭牌換屆之機,將賭牌數量降下來。例如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本欄目文章《賭牌不宜搞諮詢 特首應該有承擔》中,筆者就認為「目前本澳的這種六個賭牌的狀況,不是賭牌數量相對過少,而是確實過多了一些。多發賭牌看上去似乎在短期內可以多引來一些投資者,但從稍長一點的時間段來看,賭牌數量較多會使博彩業的市場結構接近『完全競爭』的狀況,會使得賭廳承包商、博彩仲介人、賭客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權,持有賭牌的博企在有實力的賭廳承包商、博彩仲介人或豪賭客面前,反而成了『弱勢群體』,他們可能不敢對賭廳承包商或博彩仲介人的經營活動進行較多的監管或干涉。那樣本澳的博彩業就不會再是由特區政府或持有賭牌的博企所主導的博彩業,而更可能會是由博彩仲介人所主導的博彩業,而博彩仲介人具有相對更強的流動性,本澳博彩稅率較高就可能會使得博彩仲介人更傾向於將自己的客源引向博彩稅率相對較低的開賭之地,屆時澳門可能就會出現雖有多家博企但『家家吃不飽』、博企雖多但博彩業蕭條的狀況。所以本澳至少應該利用此次賭牌到期的機會將賭牌的數量降下來」。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賀一誠在宣佈其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的記者會上,認為「博彩業作為本澳的龍頭產業,是本澳稅收及經濟的重要支柱。但在人力資源及土地資源上,也壓迫著其他中小企的發展」。同年十一月已成候任行政長官的賀一誠在中央電視臺《面對面》節目裡,又表示「中央多次提出我們沒有適度地多元化,太單一了,你們看見博彩業發展得很好,有關的酒店零售都發展得很好,但都是圍繞博彩這個行業裡面轉,一個城市這麼發展下去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續的,因為澳門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搞博彩業了;澳門做甚麼好呢?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除了對經濟結構單一的憂慮,與之相關的還有年輕人的就業;目前,澳門年輕人就業充分,月平均收入已經超過兩萬澳門幣;但是,澳門大概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畢業生都在博彩業裡工作,大多是荷官、派牌的工作;這個數字很嚇人,大學生為了工資只能在那裡工作,但對自己的發展前途是存在問題的,對澳門的前途是更大的問題了;澳門三萬八千多公務員,博彩業八萬多人,這兩個大行業佔勞動人口的大部分比例了;誰來做小老闆? 誰來做企業?沒有;我們看到內地的年輕人,開網店也好,做其他創業也好,澳門沒有這個氛圍」。賀一誠在上任前的這些「慷慨激昂」的表態,曾讓筆者以為賀一誠也是認為「六個賭牌」對澳門是太多了一些,其在上任後會利用此次賭牌換屆的機會將澳門賭牌的數量降下來。

  但上月二十七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的《第一三六/二零二二號行政長官批示》,宣佈展開新一輪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批給的數目為六個,批給的期間最長為十年。這就顯示賀一誠並不想借此次賭牌換屆的機會將澳門賭牌的數量降下來,而是想在其可能的最大任期內都維持這種「六個賭牌」的狀況。縱觀賀一誠在參選時到上任後關於澳門博彩業的表現,簡要概括就是「參選時慷慨激昂,上任後悄悄食言」。雖然從立法議員到行政長官,本澳政界人士的類似這樣的「參選時慷慨激昂,上任後悄悄食言」的情況屢見不鮮,但如果任其延續和氾濫下去,肯定不利於澳門的健康發展。所以澳門社會對此也需要增加一些認識和警覺。


褚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