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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這句名言，在澳門近日發生的十歲男童斑馬線死亡事故面前，顯得格外沉重。當青洲大馬路上那名年僅十歲的小學生被私家車撞倒並捲入車底，最後搶救無效離世的消息傳出後，全澳門陷入一片哀痛。短短數日，事發現場擺滿鮮花、玩具、零食與悼念卡片。許多人自發前往獻花，有人落淚，有人沉默，有人憤怒。
然而，真正令人難過的，不只是這個孩子的離開。而是我們發現，這並非第一次。二００七年的高樓街、二０一三年的青洲大馬路，再到二０二六年的青洲大馬路。十九年間，三個孩子先後倒在上學與放學的路上。如果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是警訊，那麼第三次又算什麼？ 三個孩子用生命寫下同一份警告書 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幾組數字，它們會隨著你的生命歷程而出現變化，變化取決於你是怎樣的人、還有你的人生發生了什麼事。你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但這些數字會繼續保留。 二００七年，高樓街海星中學門外，一名小四學生橫過馬路時遭私家車撞飛，傷重不治。事件震動全澳，政府迅速在校門附近設置減速帶、黃格線、警示牌，並加強執法。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換來的進步。
然而六年後，歷史重演。二０一三年，青洲大馬路某小學門口，一名小學生放學時遭巴士撞倒死亡。事後人們才發現，原來學校、家長和居民早已多次反映該處存在交通隱患。有人指出樹木阻礙視線，有人反映轉彎位車速過快，也有人要求增設減速設施。但問題始終未獲解決，直到孩子死亡。 然後是上週，又是一個孩子，又是一條斑馬線，又是一個家面對喪子之痛，也是一場全民悲痛。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社會現象從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制度運作結果的反映。如果十九年間同類悲劇反覆發生，我們便不能再簡單歸因於個別司機失誤，這已經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與法律不周的問題。 真正撞死孩子的，不只是車輪 每當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社會總有人說：「司機太大意了。」更有人說：「家長為何沒有看好孩子，任由他自己過馬路。」這些話也許沒錯，但若我們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司機、路人，甚至家長，反而容易忽略更深層的問題。珍．雅各（Jane Jacobs）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規劃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她打破了傳統的「由上而下」的現代主義規劃，主張以人為本的社區生活。她曾經提出一個重要觀念：「好的城市設計，應該預設人會犯錯。」因為人類本來就會分心、疲勞、判斷失誤。真正成熟的城市，不是要求每個人永遠不犯錯，而是在有人犯錯時，制度仍能保護生命，這正是許多先進城市近年推行「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的核心精神。 瑞典早於一九九七年便提出相關理念，其基本假設非常簡單：人會犯錯，但生命不能因此被犧牲。因此，道路設計必須以保護弱勢使用者為最高原則。例如校區強制限速三十公里、抬升式斑馬線、行人優先區、路口縮窄設計、智慧交通燈等。這些措施並非假設駕駛者完美，而是假設駕駛者終究可能失誤。澳門長期以來卻習慣以「提高市民意識」作為主要答案。 當然，教育重要，但如果一條道路明知危險卻多年不改，即使人人都提高意識，也無法完全避免悲劇。因為真正撞死孩子的，有時不只是車輪。還包括拖延、僥倖和麻木。 多番折騰的道路修法，折射的是生命價值排序 近年《道路交通法》修訂一直討論不斷。有關駕駛期間使用手機、行人過路低頭看手機、提高罰則等建議，社會早有共識。然而修法卻多次延宕成為廢案，本來要到二０二八年才會再送到立法會審議。直到悲劇再次出現，然後政府高官、立法議員、交通諮詢委員馬上跳出來說再次討論、再次檢討、再次承諾。 教育學家杜威曾指出：教育不是為未來生活作準備；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其實法律也是如此。法律不只是事後懲罰工具，更是事前保護生命的教育機制。當一個社會願意花數年時間討論某項交通法修訂時，它其實正在表達一種價值排序：哪些事情最重要？哪些生命最值得優先保護？當我們願意迅速處理經濟發展問題，卻無法同樣迅速處理校園周邊安全問題時，社會其實已經透過花海在無聲地作出強烈的反應。 問題不在於修法有多困難，問題在於生命安全是否真正被放在優先位置。每一次拖延，都是一次風險累積，而風險累積到最後，往往由最弱小的人承擔後果。 城市規劃其實也是一種教育 許多人以為教育只發生在學校及家庭，其實不然。教育存在於整個城市之中。教育學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非學校化社會》中指出，人真正的學習發生在生活環境。換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所大型學校。孩子每天走過的馬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安全；司機每天面對的道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守法；市民每天經歷的公共空間，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尊重生命。如果城市設計鼓勵搶快、爭先、違規停車，那麼它就在教育人們效率高於生命；如果斑馬線形同虛設，行人需要與車輛搏命爭路，那麼它就在教育孩子生命其實並不重要。因此，道路從來不只是道路，它是一種價值觀的展現，它反映一個城市究竟是以汽車為本位，還是以人為本位。 近年，聯合國提出「兒童友善城市」概念，其中一項重要指標便是兒童能否安全步行上學。因為一個真正文明的城市，不是高樓最多，不是GDP最高，而是孩子能否安心走在街上。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 每當交通意外發生，人們總會呼籲加強交通安全教育，這當然重要。但今天澳門真正缺少的，也許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句話的意思是，每一個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當社會開始習慣以數字看待死亡時，危險便已經出現。 澳門每年五至十名交通死者，聽起來只是一組統計數字。但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一個父母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是一個空出來的書桌，是一個再也無法完成的夢想。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導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讓人學會尊重別人的生命。 當駕駛者願意在斑馬線前停下來，不再看手機，不再分心，因為他知道，眼前走過的是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希望、一個無法重來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古人說：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問題是，我們已經失去了三隻羊，還要等第四隻嗎？這次事故之後，政府表示將全面檢視校園周邊交通設施，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澳門社會真正期待的，不是短期整治，而是長期制度改革。包括全面檢視學校周邊交通黑點、加快修訂道路交通法、建立兒童優先交通政策、推動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以及建立真正尊重生命的交通文化。因為每一次悲劇發生後，我們都會流淚，我們都要再次經歷椎心之痛，但流淚並不能保護下一個孩子，真正能保護孩子的，是記憶、是反省、是改革、更是行動。 青洲大馬路上的花海終有一天會枯萎，玩具會被收起，新聞會逐漸被新的事件取代。但願這一次，我們不要再把悲傷留在原地。因為那三個孩子留給澳門的，從來不只是死亡，而是一聲又一聲跨越十八年的呼喊。他們正在提醒我們：真正的文明，不是城市有多繁華，而是孩子能否平安回家。 如果一個社會連最基本的上學路都無法守護，那麼再亮麗的GDP、再漂亮的發展藍圖，也終究失去了意義。願這三個孩子的離開，不再只是新聞事件；願他們的犧牲，成為澳門重新學習尊重生命的開始。否則，黑格爾的那句話，將會繼續在我們耳邊迴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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