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健康調查2026」的意義、局限與未來之路

　　在醫療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健康早已不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公共治理及政府管治威信的重要任務。「澳門健康調查2026」的啟動，可以是一項走過場的健康統計，亦可以是一場城市永續發展的重大舉措。政府究竟要以經驗決策，還是以數據施政？要在疾病出現後補救，還是在風險形成前預防？這些問題，正是理解這項大型健康調查的關鍵。

　　衛生局羅奕龍局長指出，「澳門健康調查2026」目標樣本數為3,000人，系統收集本澳常住居民慢性病、健康風險因素等資料，為完善公共衛生政策、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及社區健康服務提供科學依據，更有助提升居民健康管理意識。

　　是次調查數據將與體育局的體質監測調查數據相結合，形成澳門居民身心健康的指標評估體系，作為本澳日後制定疾病防控策略及相關措施提供重要科學依據。調查內容包括問卷訪談；身體檢查項目包括血常規、血脂、血糖、尿常規、尿碘、身高、體重、血壓、腰圍、握力等；部份居民受邀進行聽力測試。

健康調查項目理應更全面

　　現代醫學在診斷和治療疾病方面，在科技日新月異下取得了驚人高速的進展，然而，許多健康問題仍然難以解決，新的病種層出不窮，尤以社區精神健康的病症日益普及和惡化。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單純關注生物學因素已不足夠，傳統醫學模式往往將疾病視為單純的生物學問題，著重於基因、病原體和生理機制，可以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種簡化的西醫觀點忽略了影響健康的更廣泛因素，即所謂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狀況，如貧困、失業和經濟不安全感會增加壓力、限制健康飲食的選擇，並降低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

　　研究顯示，低收入人群罹患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臟病的風險顯著高於高收入人群。再者，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往往對健康資訊的理解能力較差，更難以做出明智的健康決策，也更可能從事高風險行為。說白了，不是有錢人肥胖，窮人肥胖更嚴重。甚而，居住在缺乏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或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會直接影響健康。此外，缺乏綠地、運動設施和健康食品商店的社區，也會限制人們的健康選擇。更被社會忽略的是社會支持，缺乏社會聯繫和支持會增加孤獨感、壓力和抑鬱，進而損害免疫系統和整體健康。

　　再者，傳統西醫越見其局限，反而中醫在治療身心症大有可為。還有，透過自身免疫力的自癒方式與各種自然療法、順勢療法亦受到重視。可是，顯然在是次調查裡卻沒有觸及，仍然以傳統西醫觀點進行。

為何政府要進行大型健康調查？

　　政府進行大型健康調查，首要目的在於「看見問題」。沒有數據，就沒有真相。政府若不了解居民的吸煙率、肥胖比例、運動習慣、心理及精神健康狀況，所有政策都只能依賴推測，甚至盲目照搬外地經驗。

　　其次，大型健康調查有助於「精準施政」。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不同收入群體，其健康風險並不相同。例如長者可能面臨視力聽力退化與肌少症問題，而年輕人則可能承受心理壓力與作息失衡。透過分層抽樣調查，政府才能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政策。

　　再者，從經濟角度而言，這是一項「高回報投資」。公共衛生領域早已證明，「預防勝於治療」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可量化的成本效益。早期篩查與保健干預的成本，遠低於晚期治療與長期照護的開支。換言之，健康調查其實是為未來節省醫療開支的前期工程。

　　深層了解，這類調查亦有助於推動觀念的重大轉變，「政府負責健康」與「個人是第一責任人」必須相輔相成。當居民可以透過系統查看自身健康數據，健康便不再抽象，而成為具體、可管理的個人資產。當政府透過數據調查知道居民的主流病況，更容易制定滿足大多數人需要的醫療政策。

先進國家如何用數據治理健康？

　　事實上，大型健康調查早已是多個先進國家與地區的常規制度。在美國，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導的「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檢查調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自1960年代開始進行，結合問卷、體檢與實驗室檢測，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據。美國對於肥胖、膽固醇標準、營養建議等政策，均深受該調查影響。

　　在英國，政府透過國民保健署推行的「英格蘭健康調查」（Health Survey for England），每年追蹤居民健康狀況，包括心理健康、運動習慣及慢性病分佈，成為英國公共衛生決策的重要基礎。

　　而在中國，則有規模龐大的中國國民健康調查，涵蓋廣泛人口，並逐步建立長期健康數據庫，為醫療改革與保險制度提供支持。這些經驗說明，大型健康調查並非一次性活動，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數據工程」。其價值不在於單次結果，而在於長期累積與趨勢分析。若澳門只進行一次調查而缺乏後續追蹤，其政策價值將大打折扣。

引入內地專家是專業加持還是形式工程？

　　本次調查特別強調引入內地專家團隊，衛生局長羅奕龍表示，為進一步提升調查的專業水平，該局邀請內地權威項目《國民健康調查》專家團隊提供技術指導，並藉此深化澳門與內地在健康衛生領域的交流合作，其中包括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北京協和醫學院基礎學院單廣良教授，以及吉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于雅琴教授等。深信有如此專精的外來專家，應對是次調查質量有所保證。

　　從正面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內地在大型人口健康調查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無論在樣本設計、問卷編制，還是質量控制方面，均已建立成熟體系。這些經驗有助於澳門避免「從零開始」，提升效率與專業水平。其次，標準化方法有助於提升「國際可比性」。若調查方法與國際接軌，澳門數據便可與其他地區比較，從而更準確評估自身健康水平。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有沒有專家」，而在「如何使用專家」。若僅停留於技術層面的移植，而忽略本地文化與生活方式差異，數據可能失真。例如，澳門居民的飲食結構、工作節奏、博彩業特性，均與內地其他城市不同，若問卷設計未能反映這些特點，所得數據即使精確，也未必準確。
調查理應被視為「知道」到「做到」的關鍵挑戰

　　任何健康調查，最容易完成的是「收集數據」，最困難的卻是「轉化政策」。若調查結果最終只是停留在報告與新聞稿上，那麼再精準的數據，也無法改善居民健康。首先，政府必須建立「數據轉政策」的機制。例如，若調查顯示青少年兒童肥胖率上升，政府是否會調整學校膳食政策？是否會加強運動設施？這些都是檢驗政策落實的關鍵。

　　其次，需要推動「跨部門合作」。健康問題從來不只是醫療問題，而涉及教育、大眾體育、城市規劃、交通甚至勞工政策。例如，若市民缺乏運動，可能與城市空間不足有關；若心理健康問題嚴重，可能與工作壓力與社會結構有關。沒有跨部門協調，健康政策難以奏效。

　　接著，應建立「持續追蹤機制」。正如學者建議，可在大型調查之間進行中期調查或追蹤研究，確保數據連貫性。健康趨勢的變化往往緩慢，只有長期觀察，才能看出政策效果。再者，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公民參與」。健康不只是政府的責任，而是全民工程。若市民對調查敷衍作答，或對自身健康漠不關心，再完善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政府應透過教育與宣傳，建立健康文化，使「自我管理」成為社會共識。最後，科技應成為助力而非噱頭。「我的健康2.0」等平台若只是數據展示工具，其價值有限；若能結合個人化建議、風險預警與行為引導，才能真正改變生活方式。

　　「澳門健康調查2026」的真正意義，在於它象徵一種治理思維的轉變，從經驗導向走向數據導向，從被動醫療走向主動預防。然而，數據本身不會說話，政策才會。沒有後續行動，調查只是儀式；沒有制度延續，數據只是片段；沒有公民參與，健康只是口號。


□ 蔡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