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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場博弈，天生就是要互相競爭。根據史書記載，我國最早的賭博現象在春秋戰國時已有記載，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記載的「田忌賽馬」故事，田忌就是運用孫臏提出的「以下駟對上駟」策略，結果在三場比賽中以一負二勝的成績，贏取了齊王的千金賭注。所以，博弈過程只要公平、公正，勝負只不過是遊戲的結果。當然，對任何事沉迷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博弈，必須緊記「小賭怡情」的金句，便不會受賭博所拖累。 澳門素有「天主聖名之城」的稱號，在《天主教教理》一書中，亦有關於博彩的論述：「博彩遊戲或打賭，本身並不違反正義。但如果剝奪了某人為了維持自己及他人的所需，則變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遊戲的慾望有危險變成嚴重的奴役。不正義的賭博或遊戲作弊，構成嚴重的事項，除非所加的傷害是輕微的，以致受害者合理地認為此傷害無足輕重。」 絕跡已久的仁慈堂彩票 眾所周知，1568年由賈尼勞主教創辦的澳門仁慈堂，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又是一個慈善組織，迄今已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滄桑變遷。澳門仁慈堂早期的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捐贈、遺贈和海關稅收，另外還有各種風險投資等資金運作方式。自19世紀初葉以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由於香港的開埠，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的地位日益下降，澳門仁慈堂在經費方面捉襟見肘，不得不謀求廣開財源。於是彩票的發行，就成為澳門仁慈堂一個新的經費來源。 1810年6月5日，在澳門議事會的請求下，葡萄牙王室敕令批准澳門仁慈堂「開辦類似於里斯本仁慈堂發行的那種彩票」，「以其售後所得救助澳門仁慈堂醫院、棄嬰之家、孤兒院及其他慈善機構」。這就是清末在上海等地區比較流行的「澳門彩票」的前身。但自從亞馬留開放賭禁，番攤、闈姓、白鴿票等中式博彩在澳門逐步合法化之後，賭資分流到其他賭種，仁慈堂彩票的銷路和收入自然受到影響。不過，仁慈堂在澳葡政府的支持下，得以歷年不斷發行彩票，以維持其龐大的慈善支出。1897-1907年這十年，是仁慈堂彩票的「黃金時代」。仁慈堂總共從彩票發行中抽取119次利益，平均每年將近12次。當時的仁慈堂彩票不但在澳門發行，還通過承充商恆和公司在廣州分銷。不過，隨著1909年秋內地各省督撫相繼在自己的轄區禁止所有彩票的發行與銷售，澳門仁慈堂彩票的銷售範圍只能縮回本地，業績也開始大不如前。在1927年，為了籌措經費，澳門仁慈堂與鏡湖醫院共同發行特別彩票，在扣除支出外，獲利由兩機構攤分。1933年，澳門仁慈堂再一次制定新的彩票發行章程，不過，面對種種不利的競爭，這個新章程無法挽救每況愈下的仁慈堂彩票銷售，最終彩票於1943年正式中止發行。 檔案中的澳門商賈 文化局在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在澳門檔案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商路馳聲」的展覽，介紹多位上世紀對澳門具影響力和貢獻的商人，其中大部份與賭業有關，當中較為人熟悉的有下列三位： 盧廉若先生（1878-1927），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賭王」盧九的長子，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歲補新會縣弟子員，在鄉中創組義學，倡辦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繼承父業。也承投澳門山票、鋪票，經營煙賭。民國初，盧廉若與同人籌資，於1913年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曾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盧廉若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他和孫中山是好友，曾於1912年、1913年兩次在盧廉若公園的春草堂款待孫中山，並對其革命活動多加支持，1920年盧廉若以9,000元在澳購得飛機一架贈孫中山用以創辦早期中國空軍。 高可寧先生（1879-1955），出生於一個清貧家庭，1911年向澳門當局承投番攤館經營權，1914年與好友組成「十友堂」，承投澳門鴉片煙經營權，1937年由兒子高福銘代表與傳德蔭合營泰興公司承投澳門博彩業專營權成功，將中央酒店由原先的6層再加建5層，建立公司的旗艦賭場，從此專營澳門博彩事業逾二十年。不過，高可寧於泰興公司純粹為出資入股，經營則交由傳老榕全權負責。他熱心公益事業，曾開設多間學校，亦對澳門慈善團體捐助巨款。於1941年發起開辦同善堂藥局，並捐出其私人物業作為藥局局址，亦歷任澳門鏡湖醫院、同善堂、澳門紅十字會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值理及榮譽主席。 傳德蔭先生（1895-1960），別號「傳老榕」，原名傳德用，廣東省佛山南海縣西樵山碧雲村人。他是港澳地區著名實業家，亦為澳門一代賭王，於何鴻燊承投澳門博彩業專營權之前，專營澳門賭業逾二十年，其家族當時與高可寧家族、何東家族和羅文錦家族合稱「香港四大家族」。他以煙土、賭博發跡，其後涉足糧油、金融、船務，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轉戰香港，發展實業包括製衣、地產。傳老榕曾協助過中山敵後抗日武裝力量，為南番順指揮部設在五桂山的義勇大隊派到澳門的人員進行募捐提供方便，他本人也捐出巨款以表支持，單是20世紀50年代他向家鄉到訪的父母官便已捐贈10萬元港幣和兩艘機動船，兩套碾米機以表心意。 澳門的生存之道 鴉片戰爭以後，基於香港已取代澳門昔日的地位，澳門經濟衰落不堪，澳葡政府不得不考慮以賭稅充餉的折衷辦法。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澳葡政府在亞馬留的執政下，終於決定招攬承批「闈姓」賭博，兩年後還向承批者發出番攤賭場牌照，這無疑是讓澳門的賭博業合法化，更將賭稅正式列入澳葡政府的財政收入。19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由於內地和香港相繼禁賭，澳門的博彩業更獲得進一步的發展。1959年9月18日馬濟時就任澳門第119任總督，他抵澳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澳門的經濟狀況。馬濟時明白到澳門基於地理條件和資源缺乏，工業不可能有太大的發展，而旅遊業卻大有潛質，尤以現存的「賭博娛樂」，有可能成為澳門最大的經濟增長點。基於葡國自1896年宣佈禁賭，而澳門卻自1912年起出現專營性質的賭場，無疑處於尷尬的境地，政府亦不便大力扶持賭業。因此，馬濟時向里斯本建議把澳門開闢為「旅遊區」，將「賭博娛樂」定義為「凡依幸運博彩獲勝者，稱為博彩娛樂。而凡博彩，其結果係不可預料，且純粹碰運氣者，概稱幸運博彩。」馬濟時在報告中反覆強調，博彩業將對澳門經濟發展起很大的促進作用，最後得到了葡萄牙方面的同意，把澳門的賭場專營推至正軌。自始以後，澳門的「賭博」一詞，統統改為「博彩娛樂」，而「賭業」亦換上了「博彩業」的新衣，與澳門共同迎接回歸的到臨。 後記 有學者曾經提醒：「經濟多元競逐是澳門繁榮發展的最有力保證，若果只從一種狹窄的道德價值觀念，只是為經濟多元而『多元』化去調整澳門的經濟及產業結構，或減慢對旅遊博彩業的發展力度，無疑都是對澳門經濟發展的一種最大破壞，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網上資料，特區政府2025年博彩稅收益約為948.5億澳門元，佔2025年政府總收入82.7%，而特區政府2025年修訂後的預算案開支約為1162.4億澳門元，數字顯示博彩業仍是澳門公共財政的核心支柱。縱觀澳門和博彩業的發展過程，都與特定的環境和因素有關，和內外形勢的變化息息相關。上文所提及的博彩業參與者，或多或少明白到賭博對社會的影響，因此都本著「取於社會、用於社會」的原則回饋大眾，務使社會達致平穩與和諧。凡事有利必有弊，只要調動得宜，「賭」得其「道」，也不用將它視作洪水猛獸。 2、《澳門博彩研究》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林廣志 劉毅 主編 文化公所 出版 3、《商路馳聲——檔案中的澳門商賈》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出版 4、《澳門博彩業縱橫》 劉品良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 5、《澳門歷史十五講》 邢榮發 編著 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 6、《博彩業與發展商機》 陳炳強 陳秉松 著 經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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